3.彌補體制性弱點

我們的領導體制有固有的優勢，比如：在路線、政策正確的前提下，有利于調動最大的資源做最大的好事。但是，我們也有弱勢，即權力結構過于集中。不是說不需要集中，而是如同鄧小平所說，“權力過于集中在個人或少數人手里，多數辦事的人無權決定，少數有權的人負擔過重，必然造成官僚主義，必然要犯各種錯誤，必然要損害各級黨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體領導、民主集中制、個人分工負責制等等”。（《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9頁）在這種過于集中的體制下，干部人事制度問題雖然進行了多輪改革，但從根本上講，以民主的形式、合法的程序體現少數領導意圖的做法并非罕見，跑官要官的現象依然存在。說到底，在本需選舉產生的重要崗位上，選拔干部往往更多體現的是領導特別是“一把手”的意圖。另一方面，在任命類崗位上，有時又存在著濫用民主的傾向。這里的原因較為復雜，但與權力過于集中的大的制度環境是緊密關聯的。也就是說，以擴大民主為價值取向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受到權力結構過于集中的大環境的影響，致使整體用人機制的改革比較艱難。那么，如何制約權力？可以權力制約權力，也可以權利制約權力。在現行體制不變的條件下，選舉，就是以權利制約權力的最主要形式。真正發端于群眾的選舉可以產生幾個方面的權力制約作用：其一，從根本上改變領導者和普通黨員的關系，調節黨內關系。正如南京社區某黨員所說：如果選上的干部不按承諾辦事，我們就把他“扒下來”！在以往單一的任命制或變相任命制下，人們是不可能說出這種話的。其二，選舉是對權力行使者的強有力制約，迫使權力行使者更多地對群眾負責，是以權利制約權力最主要的形式。南京社區直接選舉中，各候選人均作了各種承諾，當選之后，都感到壓力很大，因為要兌現承諾，必須向選民負責。這種壓力，恰恰促成其為群眾服務。其三，選舉與任期制是聯系在一起的，有利于防止因長期處于一個崗位而形成行政化官僚化的特點，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權力制約的意義。

4.實現了黨員的基本權利

以保障黨員民主權利為根本是十七屆四中全會的精神，也是黨中央歷來的主張。但在實踐中，實現黨員基本權利的制度化管道不足。在一些選舉場合中，盡管大家也都在履行投票程序，但往往是候選人在選舉前剛剛調來，人們并不了解，卻要保證其高票當選；組織提名的候選人與群眾聯名舉薦的候選人相比，組織會動員最大資源來確保組織推薦的候選人當選。因此，此類選舉往往被大家視為形式主義的選舉。而南京社區直接選舉中，全市4562名報名人選中，黨員自薦1944人，占42．6%；黨員群眾聯名舉薦1139人，占25%，二者相加達到67．6%。并且，無論是誰提名的候選人均平等對待，平等介紹候選人背景資料，同時“駐點調查”，同時走訪群眾，同臺答辯，為真正實現黨員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提供了平臺。從根本上說，黨員民主權利的實現要靠多方面制度創新，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的真正實現要依賴于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使選舉類干部真正成為群眾選擇的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