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育之同志離開我們兩年多了。但他似乎沒有走遠。每每翻開他留下的著作，都會感到他在同我們談黨史，談理論，談治學，娓娓道來，絲絲入扣，那么熨貼，那么睿智，那么引人深思。我有幸曾幾次近距離地接觸他，有他寄我的書和信，有我們一起的合影，常常喚起我對他的回憶。

2004年4月，我去昆明出席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舉行的換屆暨學術研討會，開會期間，見到了龔育之同志，此前聽說他患腦梗塞住了院，一直為他擔心。這次見到，感到他身體稍顯孱弱，拄著手杖，但對人還是那么熱情和悅，還應邀與我們合影留念。開幕式上，他代表中共黨史學會表示祝賀并講了對黨史人物傳編寫的意見，還特別申明，講話的第二部分，“代表我自己，是個人隨感式的發言”。可這個“隨感式”的發言，讓我們從事黨史人物編寫工作多年的同志，感到思路豁然開闊，解決了我們經常討論或爭論的一些問題。

他講了黨史人物的研究與寫作傳記的意義，說：中國古代修史，有一個很好的傳統，就是有紀有傳。人物傳記居中國古代正史的主體地位。我們現在不來爭主體地位，但是一定要看到，人物傳記在歷史上、在黨史上有重要地位。“沒有眾多的，鮮活的，生動的，有文采、有故事、有個性的人物傳記，歷史不就貧乏了嗎？不就蒼白了嗎？不就只剩下幾個社會發展階段或幾次路線斗爭了嗎？所以，要大大重視和加強黨史人物的研究。”

他還針對為黨史人物立傳的規格問題講了意見，說：古史的紀傳體，本紀是帝王的傳記，列傳是將相的傳記、大官的傳記、名人的傳記。大與不大，名與不名，這標準、界限就不大好掌握，也不知道要經過什么程序。我們共產黨不講這一套了。但我們的大官名人死了，什么人見報，什么人不見報，什么人詳細報道，什么人簡略報道，好像也有一定的規格。不過，“這規格對于修黨史，寫黨史人物傳，頂多可供參考。如果就按這個規格來定名單，寫黨史人物，那就很容易，不需要修史者有什么眼光和史識了。”

我們當時正在進行《中共黨史人物傳》第二個五十卷的編寫并開始討論第三個五十卷的入傳人物名單，有人主張劃個杠杠，如新中國成立后的政界人物應為正部級，軍事將領應為1955年授銜的中將級以上，等等。這時聽龔育之同志講到立傳規格問題，都聽得很仔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