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鑒于1970年廬山會議上天才論問題對全黨的不良影響，毛澤東號召全黨學點哲學。依據這個指示，受國務院系統委托，由先生主持，編一本簡明的中國哲學史。就在編寫過程中，開始了批林批孔運動，中國哲學的歷史被說成儒家和法家兩家斗爭的歷史。1973年7月，貫徹儒法斗爭線索撰寫的“簡明中國哲學史”出版。10月，先生主編的《中國哲學史簡編》出版，卻只字未提儒法斗爭。12月，《紅旗》雜志發表署名文章，批評有的哲學史不講政治思想，是“典型的資產階級的哲學史”，是“兩條路線的長期斗爭在哲學戰線上的表現”。當時由黨刊發表這樣的言論，將要出現什么樣的風暴，經過“文化大革命”的人幾乎都會知道。然而，先生雖然“擔驚受怕”，但沒有修改自己的著作。這不僅是因為他不會為迎合一時的某些需要而犧牲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還因為他堅信自己對于哲學歷史的理解是正確的。

先生最為學界所矚目的成果，還有“儒教是教說”的創立。自從1978年提出這個論斷以來，在20年左右的時間里，公開著文贊成這個論斷的，大陸學界只有四個人。批評的聲音，則來自四面八方。不論是學界以內還是學界以外，提起先生這個論斷，不少人下意識的認為不過是個笑料。然而先生沒有因為少人支持而修改自己的主張。他深信自己的判斷是正確的。中國，不可能超越歷史的發展階段，在二千多年以前就成為一個無宗教國。提出并且堅持這個論斷，不僅因為先生有著深厚的宗教學修養，更表明先生對于歷史唯物主義的深刻理解和堅定信念。這些年來，學界贊成“儒教是教說”的，已經形成了一支龐大的隊伍。它被整個學術界所接受，只是早晚的事情。

《中庸》指出，“誠則明”，說的是真誠的態度有助于正確的認識事物；“明則誠”，說的是正確的認識有助于堅持獲得的真理。既誠又明，就能為人類認識世界做出較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