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先生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研究中國哲學的最初成就，集中體現于四卷本的《中國哲學史》，這是當時以馬克思主義清理中國哲學的代表作，為培養新中國哲學人材，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這部書是教材，觀點要求穩妥，先生學習馬克思主義的成果，并沒有完全體現出來。

中國學者接受馬克思主義，大多也是從蘇聯學者那里轉發來的。學習的成績不容否認，也有不少缺點。在哲學研究領域，日丹諾夫代表蘇共中央關于哲學發展歷史就是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斗爭史的判斷，對于中國學者，是經典性的。然而1957年1月11日，先生在《光明日報》發表《試論中國哲學史的對象和范圍》，指出日丹諾夫的框架忽略了辯證法和形而上學的矛盾，沒有給唯心主義以一定的歷史地位，還會在社會歷史觀方面留下空白。當時有人批評先生此文忘了階級斗爭這個綱，宣傳了修正主義，但先生堅持自己的主張。他相信，自己的結論來自對馬克思主義的認真鉆研和理解。

為貫徹自己的學習成果，“文化大革命”剛結束，先生就開始組建新的班子，撰寫《中國哲學發展史》。之所以要加上“發展”二字，因為在先生看來，列寧關于哲學史就是人類“整個認識的歷史”這個判斷是正確的；而認識是個不斷發展的過程，不僅僅是兩大學派的斗爭。在發展中，為哲學，也就是為人類的思維發展做出貢獻的，不僅是唯物主義和辯證法，也有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

這是體現先生自己主張的“一家之言”。至于發展的過程，先生起初描繪成從元素論到元氣自然論再到元氣本體論的過程。晚年，他把這個過程描繪成奠基（先秦）、成長（秦漢—鴉片戰爭）和轉變（鴉片戰爭以后）三大時期。并且指出，一些研究者留戀先秦哲學，不喜歡秦漢及其以后的哲學，是不對的。

先生描繪的中國哲學發展過程，無論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中國哲學的實際，都是一個嚴肅的學者誠實探討的成果，而不是隨風搖擺、媚上媚俗的虛妄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