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會議確立的建軍原則、黨建原則，對黨的建設、人民軍隊的建設和中國革命道路問題的探索產生了重大影響，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作出了重要貢獻。

古田會議把馬克思主義的軍事思想與中國紅軍建設的實踐結合起來，推動了馬克思主義關于人民軍隊建設理論的中國化，發展和豐富了馬克思主義軍事理論。古田會議決議總結紅軍誕生以來部隊建設的基本經驗，確立了紅軍建設的根本原則，其主要內容是：規定了中國紅軍的性質、宗旨和任務；規定了黨對紅軍實行絕對領導的原則；規定了紅軍中政治機關和政治工作的地位，強調加強對官兵的政治教育，提高官兵的階級覺悟；規定了紅軍處理內外關系的若干準則，強調必須建立一個很好的內部和外部關系。古田會議決議中提出的上述思想和措施，既體現了馬克思主義關于人民軍隊建設的思想，又充分體現了中國國情和紅軍建設的實際情況與需要，既推動了馬克思主義軍事理論的中國化，又具有獨創性，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軍事思想寶庫。

古田會議把馬克思主義的黨建思想與中國共產黨的建設實踐結合起來，推動了馬克思主義黨建設理論的中國化，發展和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黨建理論。古田會議決議就黨處在落后的農村環境中和大多數黨員是農民出身的情況下，如何保持無產階級先鋒隊性質的問題進行了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具體原則和解決的措施：一是加強思想建設，糾正黨內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二是規定了黨的組織建設的若干原則和措施，強調加強民主集中制建設；三是重新規定了發展黨員的條件，并從黨員的入黨、黨內教育、黨員出黨三個環節上論述了黨員隊伍建設的基本原則。古田會議所提出的上述黨建思想和措施，基本解決了在落后的農村如何建設先進的無產階級政黨組織問題，推動了馬克思主義黨建思想的中國化，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黨建理論。

古田會議把馬克思主義關于武裝奪取政權學說與中國革命實踐結合起來，推動了馬克思主義暴力革命理論的中國化，為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革命道路思想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貢獻。首先，這次會議召開前的中央的“九月來信”，明確強調“先有農村紅軍，后有城市政權，這是中國革命的特征，這是中國經濟基礎的產物”。指示信明確規定紅軍的基本任務是：發動群眾斗爭，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實行游擊戰爭，武裝農民，并擴大本身組織；擴大游擊區域及政治影響于全國。其次，古田會議批評了流寇觀念和不愿意做艱苦的農村工作、希望走州過府的游擊觀念，并就如何肅清這些觀念提出了具體方法。再次，古田會議一結束，毛澤東于1930年1月5日給林彪回了一封信，闡明中國革命只能走與資本主義國家不同的道路，強調堅持農村根據地斗爭的意義。信中所闡述的這些道理，實際上提出了把黨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轉移到農村，在農村地區開展游擊戰爭，深入進行土地革命，建立和發展紅色政權，待條件成熟時再奪取全國政權的關于中國革命新道路的思想。這一思想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武裝奪取政權學說的重大發展。第四，古田會議所重點解決的問題，即在農村環境下如何建設一支無產階級化的紅軍隊伍和建設一支保持無產階級先進性的黨的隊伍的問題，其根本出發點和目的是為走農村包圍城市的中國革命道路服務的。只有成功地解決了這兩個問題，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才能走得下去，并獲得成功。

（作者單位：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