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肯定地說，宏觀調控在陷入困局，在下次危機中，中國經濟將難以像這次這樣迅速反彈，甚至可能長期走不出來。

宏觀調控中的矛盾也使改革和發展的關系在目前陷入了混亂。在經濟下滑期，為了應對萎縮，政府被迫通過各級地方政府平臺向國有企業投資，形成了危機期間在產權增量方面的“國進”，而在危機過后為了解決生產過剩要壓縮產能，又以要“消滅落后產能”為理由，鼓勵產業重組與兼并，由于中小企業以民營為主體，必然會形成國有兼并民營的格局，由此又會導致產權存量方面的“民退”。

城鄉差距導致分配矛盾

新中國60年中始終采取了“工業化超前，城市化滯后”的發展戰略，工業化速度大大快于城市化速度，由此導致當中國的生產能力已經可以滿足人均3000美元GDP消費水平的時候，中國的主體居民——9億農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只有不到700美元。有關研究說明，在目前中國的收入差距中，城鄉差距占到60％左右，是導致分配矛盾的大頭兒。

既然城市化已經滯后了60年，那么為什么到今天才構成生產過剩的原因？這是因為，新中國60年的不同階段，都有消化生產過剩的不同機制。改革前30年在傳統體制下，中國用城市化的高墻把8億農民擋在城市化大門之外，是把城市化滯后作為積累機制來使用，由于計劃體制下不會存在投資需求不足的問題，所以也不會因為城市化滯后產生過剩。改革以來30年中的大多數時間，中國經濟體制處于轉軌過程中，公有經濟內部的收入分配傾向于個人的分配機制，繼續推動著消費需求膨脹，所以雖然“離土不離鄉”的農村工業化政策繼續導致了城市化滯后，但由此產生的過剩仍然被體制轉軌過程中公有制經濟的消費膨脹所掩蓋，直到1990年代后期改革深入到產權層面，才開始逐步出現生產過剩傾向，表現為1997—2002年間朱镕基總理屢次啟動經濟而不成功，進入新世紀后，新全球化浪潮導致中國外需膨脹，成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強勁因素，也再次掩蓋了國內的生產過剩矛盾，直到這次次債危機使中國的外需大幅度萎縮，由城市化滯后所形成的生產過剩才“水落石出”，成為阻礙中國內部需求增長的主要矛盾。

“工業化創造供給，城市化創造需求”，如果在未來十年中國城市人口比重能上升到2/3，年均20萬億元以上的投資規模就可以維持20年，年均社會消費額就可以從目前的10萬億元增加到20萬億元。2008年，中國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為10萬億元，出口總額按人民幣計算是9萬億元，如果僅國內消費就可以增加10萬億元，則無論國際環境怎樣惡劣，中國經濟也可巋然不動，并且由此走向由內需所主導的長期高速增長新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