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揮律師在訴訟調解中的作用，將帶來更為深刻的影響。現時的審判結構是兩造加法官的“2+1”訴訟模式，律師只是當事人的代理人。根據《意見》的規定，如果在訴訟中律師促進法官主導下的調解，自然甚佳。而如果律師在訴前就建議當事人調解的話，最好的結果就是調解成功，訴訟不再發生，此時就是雙方當事人加律師的“2+1”調解模式。在此情況之下，怎么預防雙方律師“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甚至“吃了原告吃被告”，使得雙方當事人合法權益受損？即便在訴訟中法官所主導下的調解，也可能會導致法官、律師或者當事人的頻繁私下接觸，從而滋生尋租和腐敗的機會。這也是《意見》執行中所應該著力避免的。當然，從另一方面看，這個《意見》也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反思西式律師定位的契機：如果律師真能在使當事人不受訟累的情況下解決糾紛，權益得到保護，是不是會更愜意？因為從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經驗來看，律師名為當事人服務，實際上千方百計誘使當事人打官司以圖牟利，已經引發了有識者的深刻反思。

調解能否成為法院化解社會矛盾的法寶？

審視河南出臺的這個《意見》，可以發現其關鍵詞就是“律師”和“調解”，這又有著更宏觀的背景。轉型期社會矛盾的激增給人民法院帶來了沉重的壓力。而人民法院如何找到法寶以化解社會矛盾，就成為當務之急。

面對涉法上訪壓力增大等新形勢、新任務和新要求，各級人民法院更加重視調解在促進社會和諧穩定中的獨特優勢和重要作用，逐漸把通過調解方式化解矛盾糾紛擺到更重要的位置，并導致了2007年以來人民法院調解政策的逐漸強化。實際上，自從馬錫五在陜甘寧邊區貫徹司法人民路線以來，我們已經積累了豐富的司法經驗，如矛盾不上交的“楓橋經驗”等。其中，調解是化解矛盾的重要法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