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提高反腐倡廉制度的執行力，必須提高制度的質量和執行的剛性。一是制度設計必須持定“無賴原則”。在制度設計時，應有這樣一個假設，就是每個人都是“無賴”，只有以硬性的制度制約，才能讓其規規矩矩服從公共利益。英格蘭著名思想家休謨提出，制度設計要從“最壞”情形出發，不能對人的“覺悟”心存僥幸。

二是制度操作必須具有可行性。制度是運用于實踐的，不是用來裝飾的。它必須具體、可操作，具有內在邏輯性。既有實體性要求，又有程序性規定；既有宏觀架構，又有微觀措施。要在實際工作中行得通、用得上。凡是具有“不可行性”或“低度效益性”的制度，都是可行性不強的制度，除了造成資源浪費和信譽流失外，沒有任何正面效益。

三是好的制度應該上升為法律。只有把制度變為法律，上升為國家意志，才能強化制度的權威性和懲治性。讓遵紀守法者在全社會暢通無阻，使破壞法律者在全社會無路可逃。這樣的制度才稱得上科學的反腐制度。

由于各國的國情不同，腐敗的發生有其特殊原因，因而懲治腐敗的措施和對策也就有所差異。中國的反腐敗有中國的特殊性，因此，中國應走中國特色的反腐敗之路。經過長達十多年的認真研究，筆者認為，當腐敗現象在中國尚未取代經濟發展成為社會主要矛盾前，采取措施遏制和懲治腐敗，既十分重要，又十分緊迫，既是現實之需，更是歷史之舉。

借鑒世界各國的反腐成果，中國特色的科學反腐制度，主要應包括家庭財產申報制度、金融實名制度、遺產稅和贈與稅制度、公民信用保障號碼制度、反腐敗國際合作制度五種，并以此為核心內容，制定和出臺《中華人民共和國反腐敗法》。只有科學設計和強力推行上述五項制度，出臺《中華人民共和國反腐敗法》，使之互相配合、互相銜接、互相支撐，才能從根本上遏制腐敗多發、高發的態勢，為現代化建設提供強有力的政治和經濟保障。

毋庸置疑，隨著以陽光法案——家庭財產申報制為代表的反腐制度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反腐敗法》的出臺，中國社會將面臨一場深刻的變革。

既然以家庭財產申報制為代表的反腐制度如此高效，那中國為什么不用？

以家庭財產申報制為代表的反腐制度，實踐證明是目前世界上最有效的科學制度，而中國懲治腐敗的方略，應該是建立在以家庭財產申報制為代表的科學制度上。對此，人們不禁要問，既然以家庭財產申報制為代表的反腐制度如此高效，那中國為什么現在還不用？這里面既有深刻的歷史原因，更有復雜的現實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