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眾文化是滿足大眾需要的娛樂形式，由于這種需要缺乏深度，更多是一種感覺追求，因而它必然需要通過不斷制造新的視覺形象來滿足人們不斷變化的娛樂需求，而后現代主義恰好為大眾文化的“求新”輸入了不盡的文化動力。對此，詹明信作了深刻的說明。他指出，面對充滿符號的后現代社會，“大眾文化只能以這種或那種方式作出反應。實際上這是事實，人們只需援用所有現代的理論和實踐的傳統的意識形態立場（從浪漫主義作家到泰凱爾集團，經過古典英美現代主義霸權的公式），觀察對創新和新奇的戰略性強調，對先前風格的必然破除，以及日益增長的‘革新’的壓力——隨著日益加快的暫時性，隨著年度或季節的風格和時尚的變化，這種壓力以幾何級數增長，要求生產抵抗和打破‘重復’的引力的東西，把它作為商品對等物的一種普遍的特征。……在我們自己的時代，‘文化’的后現代主義概念和分裂的寫作的觀念，明顯表現了這種現代主義美學的使命，即生產本質上不連貫的句子，這種句子不僅在打破舊的形式或舊的形式模式方面而無視重復，而且在文本自身的微觀世界里現在也無視重復。”⑨

三、大眾文化與后現代主義之間的內在矛盾

大眾文化的創作與實踐催生了后現代主義并為后現代主義各種反傳統原則和策略的確立提供了豐富的歷史經驗，同時，后現代主義在理論與策略上的創造也為大眾文化正當化鋪平了道路。大眾文化與后現代主義從各自產生起就存在著價值取向上的趨同，它們都反對資產階級的霸權統治，都想維護中產階層的利益；而從結果上看，它們的目標在某種意義上說的確也已經達到至少是部分達到，因為當今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產階層的隊伍在不斷壯大。不過，這種價值上的雷同并不說明大眾文化與后現代主義之間沒有矛盾。事實上，大眾文化與后現代主義從各自產生起就存在某種價值上的差異：大眾文化反對資產階級霸權，維護中產階層的利益，但它并不把矛頭指向資本主義社會，而后現代主義則在此基礎上把矛頭直指資本主義社會。福柯一生做了大量的理論研究，其內容通古涉今，但他真正的用意與理論指向卻是批判資本主義社會。他認為資本主義社會采用了一種特殊的方法——規訓身體與培育主體的方法來實施對人們的統治，表面上看資本主義是自由民主的社會，而實際上卻是一個龐大的監獄，人們生活在其中極不自由，隨時受到嚴格的監視。德里達則公開聲明他所主張的“解構”就是一種政治，它隨時準備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偷襲。在《馬克思的幽靈》中，德里達一下子列舉了資本主義的“十大罪狀”，并對為當今資本主義社會辯護的福山的“歷史終結論”進行了猛烈的抨擊。這些價值取向上的不同必然埋下大眾文化與后現代主義之間矛盾的種子，一旦種子發芽，后現代主義就會轉向批判大眾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