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精英文化的深度基礎，德里達指出這是一種子烏虛有的“邏各斯中心主義”。德里達認為傳統形而上學與傳統文化的深度性是靠追求各種同一性及其中心來完成的，而這些同一性與中心又是通過邏輯中心主義的手段與形式來實現的，即通過確立一個中心，然后再用邏輯證明的方法保證這個中心。而這種方法在德里達看來卻包含不可克服的悖論：既然哲學體系要有中心，那么這個中心必然在體系之外；而一旦這個中心果真在體系之外，那它又不能成為這個體系的中心。他說：“這種中心也關閉了那種由它開啟并使之成為可能的游戲。中心是那樣一個點，在那里內容、組成成分、術語的替換不再有可能。組成部分（此外也可以是結構所含的結構）的對換或轉換在中心是禁止的。至少這種對換一直都是被禁止的（我有意使用這個詞）。因此人們總是以為本質上就是獨一無二的中心，在結構中構成了主宰結構同時又逃脫了結構性的那種東西。這正是為什么，對于某種關于的結構的古典思想來說，中心可以悖論地被說成是既在結構內又在結構外。中心乃是整體的中心，可是，既然中心不隸屬于整體，整體就應該在別處有它的中心。中心因此也就非中心了。中心化的結構這種概念——盡管它再現了連貫性本身，再現了作為哲學或科學的認識之前提——卻是以矛盾的方式自圓其說的。”③不僅如此，德里達還指出了傳統哲學“語音中心主義”的局限及其維護霸權的性質。

如果說德里達解構了精英文化的深度基礎，那么利奧塔與福柯則摧毀了精英文化賴以宣揚歷史進步、重新人類精神家園的歷史理論基礎。在傳統哲學看來，歷史并不是一盤散沙的種種事件的堆積，而是相互聯系的一個整體；正是通過歷史整體的分析，人們才尋找到歷史發展的規律并預測著人類發展的未來。可這種分析方法卻遭到了后現代主義的猛烈抨擊。利奧塔在《后現代狀況》中明確提出了“向同一性宣戰”和“向所謂人類解放觀點宣戰”的后現代宣言。他認為任何要確定歷史連貫性的努力注定是要失敗的，因為人們不可能真正了解已過去的歷史，所謂歷史連貫性的論述實際上都是以“現在”為基點并把“現在”作為其歷史分期的正當化標準。也就是說，在他看來，所謂歷史連貫性的論述表面上看講述的是歷史過去、現在與未來，而事實上說明的卻僅僅是“現在”本身；所謂的“過去”與“未來”只不是“現在”在這兩個維度的展開。福柯則通過對歷史知識考古學的深入研究，指出：歷史知識不僅不是連貫的，而且存在著若干斷裂。他說：“過去一向作為研究對象的線性連續已被一種在深層上脫離連續的手法所取代，從政治的多變性到‘物質文明’特有的緩慢性，分析的層次變得多種多樣：每一個層次都有自己獨特的斷裂，每一個層次都蘊含著自己特有的分割；人們越是接近最深的層次，斷裂也就隨之越來越大。透過這部動蕩的由各屆政府、無數次戰爭和饑餓寫成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另外一種幾乎靜止的歷史？——緩坡歷史，諸如航道史、麥子或金礦史、旱災和灌溉史、輪作史、人類的饑荒與繁育的平衡史。”④不僅如此，福柯還在《詞與物》等著作中考察了歷史知識構成方式的變化過程及其原因。在他看來，從表面上看不同知識構成方式的變化似乎意味著歷史的進步，但實際上它們的變化反映出的卻是不同時期統治階層對社會發展所需要的“主體”規訓和建構方式的不同。他認為不同社會往往都要通過知識論述的生產與再生產機器的運作而訓練出符合該社會正當化標準的“主體”，并以此方式來實現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