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的理論整合大師——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看來似乎是一種從行動向結構的更加機敏的飛躍，但還是被評價為“最佳的行動理論”及“行動理論傳統最晚近的繼承者” 。如此的桂冠似乎卻也包含著諷刺意味。這其實暗示了，行動理論在當代的超越之旅終究還是穿新鞋走了老路，真正的超越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夢想。當然，即便結構二重性仍是一種行動理論的論證，也包含了當代特有的創新。這里值得一提的有兩點。上文說到，行動理論通常也是個體主義和理性主義的，而在吉登斯那里，這兩個方面似乎顯露出微妙的改變。

首先，在個體主義取向方面，除了沿襲傳統的個體主義的行動概念與邏輯起點外，吉登斯還引入了實踐，并且，吉登斯也是在一種超越個體行動的意義上使用這一概念的。比如吉登斯有如下一番不乏新意的表達，“在結構化理論看來，社會科學研究的主要領域既不是個體行動者的經驗，也不是任何形式的社會總體的存在，而是在時空向度上得到有序安排的各種社會實踐。 ”但另一方面，我們可以發現，當說結構是行動的產物時，其實是集體的行動或說“各種實踐”使然；但在說明行動如何建構結構時則還是以個體行動為出發點；而在論及宏觀制度現象時又間或采用實踐的概念；更多時候則是將行動與實踐作同義語置換使用。這種包含新意的實踐概念的引入而又被邊緣化的事實以及對行動集體性的相對忽視體現出傳統的個體主義行動論的強大慣性 。

其次，在理性主義特征方面，吉登斯對行動者主觀意識進行了多個層級的剖析，不只有理性的反思與監控與話語意識，也有非理性的實踐意識與潛意識。不過，到底還是在兩點上再度落入了老套。其一，即便是對行動作了理性與非理性之分，但最終實際上當作一個解釋范式加以普遍運用的仍舊是理性行動，這其實是普遍的分析模式；其二，無論是固執理性行動的模型還是承認行動的非理性因素，如同行動理論一貫的表現，理論著力點多被相當程度地集中于個體行動的主觀意識或說精神層面。換句話說，對行動的分析實質上幾乎就等同于對主觀意識的分析 。如此一來，甚至就成了這樣的情形，即最終用來解釋社會的實質是一種抽象而又空洞的理性意識或邏輯，而這其實是一種被片面抽象化了的人。

從根本上說，這種行動論范式 的實質就是，將社會化約為個體，將個體等同于行動，行動再被化約為理性或主觀意識，并且多半又等同于目的-手段之工具理性的模式 。可以說，這種范式所由出發的行動概念代表的是一個空洞的起點。正是這個起點的問題導致了理論一再陷于分裂的困境，也正是這個理論起點決定了秩序問題始終是個難解之謎。這個起點所帶來的問題與困境，簡要來說，可有三個層次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