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重慶市江北區檢察院已對涉黑團伙頭目龔剛模的代理律師李莊，以涉嫌辯護人偽造證據、妨害作證罪向法院提起公訴(詳見本報今日一版)。李莊“律師偽證”的報道出來后，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此事也再次引發對刑法第三百零六條“律師偽證罪”的熱議。

所謂“律師偽證罪”，按照刑法第三百零六條的規定，其法定罪名叫“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毀滅證據、偽造證據、妨害作證罪”，包括三項罪狀：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毀滅、偽造證據；幫助當事人毀滅、偽造證據；威脅、引誘證人違背事實改變證言或者作偽證。

“律師偽證罪”之所以長期以來受到法學界一些人士的質疑，與該罪設計上存在的缺陷有關。首先，它將律師單獨作為一類偽證罪的主體來規定，有違刑事立法的公正性。從世界各國的立法經驗來看，應當把警察、檢察官、法官以及其他行政執法人員一視同仁地規定為這類“偽證罪”的主體，因為這些人同樣存在威脅、恐嚇證人的現象，而且他們的權力更大。如果只規定辯護方，而不規定指控方，就會造成立法上的職業歧視，無法實現控辯雙方的“平等武裝”。這對我們這樣一個律師業還處于起步階段的國家而言，無疑不利于律師業特別是刑事辯護事業的發展，也不利于實現司法公正與司法制約。

其次，本罪的罪狀描述存在籠統和模糊之處。像“引誘證人改變證言”之類的措辭，極易帶來執法的隨意性。事實上，引誘證人改變證言的情況非常復雜，有時“引誘”本身就是律師詢問證人的一種技巧，將其泛刑罰化，無疑是在律師頭上懸了一把劍。又如，本罪的“證人”到底包括哪些范圍，被害人和被告人屬不屬于“證人”？

第三，將律師偽證行為一律用刑法來規制，并不妥當。證據分一般性證據和關鍵性證據，幫助當事人毀滅、偽造證據或威脅、引誘證人也有情節輕重之分。刑法是其他法律規范的保障法，不宜越俎代庖，否則會出現成本過大、刑法事實上管不過來、其他防線懈怠職能等副作用。因此，一般的律師偽證行為應由律師協會處理，只有嚴重的偽證行為才能追究刑事責任。當然，這需要切實加強律師行業的自治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