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澳門回歸十周年紀念日的臨近，學界在全面梳理和闡釋“新澳門”十年來的獨特發展道路及成功經驗，仁智互見，討論熱烈。

被稱為“東方明珠”的香港和“東方寶石”的澳門，是當代中國“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偉大工程的兩個試驗田和參考樣板。在全球政治多極化、經濟多元化、文化多樣化的背景下，香港和澳門走出了一條既能保持其“自由港”、“獨立關稅地區”、“國際經濟中心”及“東西方文化交流中心”的傳統和區位優勢，又能“繼續保持穩定繁榮”的“一國兩制”的新路。當然，由于“英人治港”、“葡人治澳”的歷史傳統及其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發展模式迥異，香港和澳門進入新階段的歷史起點有著較大差別。如果說，香港在回歸前已是發達的、比較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那么澳門在回歸前只能算是發展中的、初級階段的資本主義社會，兩地的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社會文明程度有很大差距。在香港自“舊”至“新”的這十二年過渡期間，雖然由于中英對抗，香港的政治形勢一度十分嚴峻，但是經濟形勢一直向好，經濟自由指數和國際競爭力在世界排位始終名列前茅。對于這一點，無論是香港人自己還是國際社會滿意度都比較高，他們更看重“一國兩制”中“不變”的成分。

而澳門的情況則明顯不同。在澳門從“舊”向“新”的這十年過渡期里，葡萄牙并未足夠擔負起“聯合聲明”所賦的責任，不僅三大舊問題——公務員本地化、法律本地化、中文官方化久拖不決，三大新問題——經濟不振、治安不靖、移交不清又接踵而至，使回歸前的澳門形勢嚴重惡化。對于這一點，無論是澳門人自己還是國際社會都比較失望，于是，他們更看重“一國兩制”中“變”的成分。由此觀之，江澤民在香港“移交大典”上祝福“香港明天更好”，而在澳門“移交大典”上希望“開創澳門新紀元”，這實在是意味深長。比較香港由“舊”到“新”的“更好”之難，澳門從“舊”向“新”的“轉好”可以說相對較易。“新香港”的任何一點“退步”都可能被放大到極致，一如“新澳門”的任何一點“進步”都可能被放大到極致，舉世矚目。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由于英國人在香港回歸前精心設計了“光榮撤退”， 同時香港的經濟轉型和產業結構調整一直沒有尋找到合適的突破口和新的增長點，其經濟形勢始終在不景氣的狀態中徘徊。

而葡萄牙人在澳門回歸前“全面撒手”的“短期行為”，客觀上為澳門徹底拋棄殖民主義因素和心態掃清了障礙，為“一國兩制”、“澳人治澳”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同時，澳門特區政府在“固本培元，穩健發展”的思想指導下，促進了“以博彩旅游業為龍頭，以服務業為主體，各行業協調發展，經濟結構適度多元化”的經濟轉型和產業結構調整，尤其是博彩業專營權的首度開放，使得澳門的經濟突飛猛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