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學校還鼓勵學生敢于挑戰權威，這是國內比較欠缺的。諾貝爾獎獲得者朱棣文就認為敢于挑戰他觀點的學生才是好學生。

我覺得，在創新型人才培養中，我們的觀念要放開一點、再放開一點。國內現在培養學生，很大程度上是命題式教學，創新棱角都被磨掉了。我們總說壓力變動力，實際上我們的學生只有壓力，沒有動力，更沒有活力。當然，國內學生的優勢是基礎非常好，我們今后需要做的，就是揚長避短，讓學生盡可能多地接觸了解不同的學科，思路開闊了才能觸類旁通，才能走向前沿、有所創新。

記者：除了人才培養，在創新體系建設方面，我們需要怎樣努力？

鄧中翰：我這十年來在中關村創業，對中西方創新差異的感受很深。在硅谷，創新不是看你發表了多少論文、申請多少科研經費、是不是得到什么科技獎，而是你的創新成果到底能創造出多少產值、擁有多少客戶、有多少人愿意付錢買你的產品、能否創造出改變人們工作和生活方式的產品。這種務實的創新思路，我稱之為“硅谷機制”。

2006年，我國提出建設創新型國家，要以企業為創新主體，以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這是西方最基本的常識，而在我國卻成為國策，這就是中西方的差異。10年前我剛回國時就面臨這樣的問題，很多人建議我建一個實驗室來推動芯片的發展。我第一句話就是“不行，我必須辦一家企業，我沒有辦法通過一個實驗室推動一個產業。”所以，中星微成立之初，國家財政投入變成風險投資，占65％的股份，而我們這些創業者卻占到35％，這在當時是難以想象的。

那么，能不能創造出比西方更好的一種創新體系？我覺得這是完全有可能的。比如，中國正在造自己的大飛機，這就體現了一種制度的優越性。即使是在很難、很大的領域里，我們仍然可以集中力量做一些大的動作，而這個創新工作不僅僅是來源于個人創新的想法。我覺得，中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要敢于探索出一條既有中國國情，體現國家意志，又能夠滿足市場機制和符合市場游戲規則的新的創新體系。

“要對學問有一種真正的愛好，把它當成人生追求”

記者：很多人把中國的創新乏力歸咎于科研經費投入不足，您怎么看？

鄧中翰：我們國家最近幾年投入的研發資金其實非常大，特別是在重大的項目里。據我了解，現在國內很多科研機構的條件正在改善，甚至不少國外的實驗室，里面的設備和裝修都比國內土一點、老一點。在這方面，我們最近幾年的投入，對科技的快速發展是有很大幫助的。但如何珍惜這些資金，珍惜國家政策的扶持，如何作出更好的成績，我們可能還要在許多方面做進一步的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