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宗良　北京大學教授，曾任北大國際關系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所所長、北京大學社會科學部副主任，現仍任北大俄羅斯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中國國際共產主義史學會副會長。長期從事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和理論、現狀的研究，其科研重點是包括中國在內的社會主義政治和政治體制改革問題。2004年6月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4次集體學習會上講解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問題？

十七屆四中全會關于黨的建設的決定，是中國共產黨在新形勢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的重要指導方針，其中，提出了一系列新觀點、新舉措和新要求。比如在黨的思想建設和作風建設方面，要求全黨“常懷憂黨之心，恪盡興黨之責”；“為黨分憂、為國盡責、為民奉獻”；“鼓勵和保護黨員講真話，講心里話”，“講管用的話，力戒空話套話”等等。為黨分憂，黨憂何在？如何排難解憂，興國興黨惠民？這些都是每個負責任、敢擔當的共產黨員應該嚴肅思考的問題。

居安思危、憂國憂民，是中華民族歷代仁人志士的優秀品質。中國共產黨人繼承和發揚了這種光輝的傳統，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艱苦奮斗，才不斷取得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偉大勝利。但是改革開放以前，也存在一種不良的風氣和習慣：報喜不報憂，片面強調“主流”、“九個指頭”，忌諱（甚至不允許）講“支流”、“一個指頭”，夸大“光明面”，掩蓋“陰暗面”，喜歡“歌德”，不喜歡“魏征”。改革開放以后，這種黨風有了重大轉變，但至今惡習仍存。2007年春，胡錦濤同志切中時弊，提出“各級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要進一步增強憂患意識，始終保持開拓進取的銳氣”。這次中央全會更鮮明地提出“為黨分憂”，其含義、其寓意極為深刻。

我們國家正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向前邁進，“憂”從何來？是的，中國社會發展之迅猛，中華民族復興的勢頭，使我們每個中國人都備受鼓舞。可以有根據地說，一個半世紀以來，中國的國際地位、國際影響從來也沒有像今天這么高，這么大。這兩年來，我們經歷了大喜大悲，卻沒有出現大起大落。抗擊汶川大地震、成功舉辦北京奧運、“神七”飛天等等，使世界對中國的硬實力和軟實力刮目相看。當國際出現了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時，不少國家、包括曾經不怎么瞧得起中國的西方領導人，幾乎都把求助的目光投向中國，等待著中國領導人拿出“救世良方”。作為炎黃子孫，誰能不為此自豪？

機遇振奮人心，挑戰十分嚴峻。眾所周知，盡管我國經濟總量已居世界第三，外匯儲備世界第一，發展速度中外歷史罕見。但我國人均GDP也只是西方發達國家的十幾分之一，中國的科技競爭力只屬于第四等——科技發展中國家，還夠不上列入第三等——中等科技大國。我國對外技術依存度為50%，而美國、日本是5%左右。我國100%的光纖制造設備、80%以上的集成電路芯片、70%的轎車制造設備都要依靠進口。我們還不掌握這些核心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