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經濟進入快速發展期，但區域發展差距、階層收入差距也會迅速擴大，并帶來政治風險。

收入差距擴大除了我們所熟知的“基尼系數”外，還包括社會轉型時期出現的“絕對貧困化”和“相對貧困化”。以1978年的年收入（假設2000元）為基準，我們的收入其實都增長了，但是，如果2008年我們的收入都是1萬元，而2009年，你增加了1萬元（年總收入2萬元），我只增加了9000元（年總收入1.9萬元），那么，我相比你下降了1000元，則“相對貧困化”了；如果你增加了1萬元，而我沒有增加，甚至還少了1000元，那么，我的年收入只有9000元，則“絕對貧困化”了。因此，雖然較之過去，我們的收入都增加了，但由于“相比”下降了，還是有“吃虧”、“受損”的感覺，“怨氣”在社會中產生。

美國南北內戰的根本原因是地區之間經濟發展差距擴大。由于地區之間經濟發展差距過大，國家的經濟政策就不可能使每個地區平均受益，甚至可能使一個地區受益，而另一個地區受損。比如，美國南方以農業經濟為主，農產品主要靠出口，工業消費品主要靠進口，美國政府為了扶持北方的民族工業，就通過提高關稅來保護，這就損害了南方的利益。結果引發了南北雙方的政治危機。當政治危機解決不了的時候，軍事沖突就不可避免。

經濟發展差距擴大會引發內亂，這是美國給其他大國提供的一個有益的反面教材。

（四）經濟崛起與經濟國際化帶來的“光榮孤立”和其他輸入型風險。

我國在國際貿易中所占比重達到6%。外匯儲備超過2.3萬億美元，居世界第一。

這會引發三個回避不了的矛盾。一是國際貿易的廣泛化，必須帶來多邊貿易磨擦，使中國經濟進入高頻率的“貿易磨擦時期”；二是國內市場國際化，使國際風險容易輸入，并可能演化為國內經濟風險。比如目前還在進行的全球金融危機，就給我國經濟帶來風險；三是“光榮孤立”。即一個國家在崛起過程中，會受到排在前面的國家的阻撓甚至打擊。如美國崛起過程中受到英國貿易封鎖和技術封鎖，軍事干擾；蘇聯崛起過程中受到西方世界的圍堵。雖然中國倡導和諧世界建設，主張和平崛起，但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過去與中國關系比較好的歐洲部分國家，近年來出現了明顯“阻撓”行為。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

上述四點不一定全面，但可以從一些側面說明我國當前面臨的新形勢、新挑戰。正如《決定》所指出的，“世情、國情、黨情的深刻變化對黨的建設提出了新的要求，黨面臨的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是長期的、復雜的、嚴峻的”，“黨在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肩負任務的艱巨性、復雜性、繁重性世所罕見”。在《決定》里，甚至用了“共克時艱”這樣的詞。這個詞十分凝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