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政治，特別從秦漢以來，總的說，是向著加強君主專制的方向和軌道演變的，但決不是說，皇帝的權力就總是不受任何制約。無論是古人政治經驗的積累，還是儒家思想，都相當強調今人所謂的監察權，其中心設計，一是對皇帝諫諍，二是對百官糾劾。“諫官掌獻替，以正人主；御史掌糾察，以繩百僚”。(《山堂群書考索》續集卷36《臺諫·諫官御史其職各略》)盡管歷代官制不同，但諫官和臺官(御史臺)都以不同的名稱和體制，長期保持下來，作為帝制下特殊的監察制度和機構。但是，專制和腐敗是一對雙生子，專制必然滋生腐敗，腐敗必然依賴專制。監察權既是皇權的附庸，在某些場合下甚至是權臣的附庸，就決不可能真正有效地制約腐敗。盡管如此，古代的臺諫政治還是留下若干正面的歷史借鑒，依筆者個人的體會，是否有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倡導不計生死禍福的直言

從制度上說，國家專門出俸祿養一批官員，不管實際行政事務，只是對時政以至皇帝、百官的私生活百般挑剔，橫挑鼻子豎挑眼，這不能不是一種相當巧妙的政治設計。人們常把小罵大幫忙作為貶詞。其實，今人不可能要求古代的臺諫官有反對專制政治的超前意識，凡是合格的臺諫官，他們為維護皇朝的長治久安，并不看君主和大臣的臉色行事，能夠痛陳時弊，其諫諍和彈劾就是專戳君主和大臣的痛處，雖然亦當納入小罵大幫忙的范疇，卻是值得今人尊敬和效法的。

在君主專制的條件下，敢于直言是極其不易的。《荀子·臣道篇》說：“大臣父兄有能進言于君，用則可，不用則去，謂之諫；有能進言于君，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爭(同諍)。”他是將諍作為更高一級的諫，即犯死直諫。《韓非子·說難》將諫諍比喻為觸犯龍的逆鱗，而有殺身之禍。在古代的歷史條件下，“文死諫，武死戰”，確是可以作為文武官員的最高道德標準。

在儒家思想的教育下，歷代也確是有一批又一批的優秀臺諫官，他們一不怕罰，二不怕死，而以忠于職守的直言，彪炳于史冊。宋仁宗寵愛尚美人，“一日，尚氏于上前有侵后語”，郭皇后“批其頰，上自起救之，誤批上頸”，于是皇帝大怒，宣布廢后。現在看來，廢皇后其實無關于國計民生，但在儒臣們看來，卻是涉及君德的大事。右司諫范仲淹帶頭，全體臺諫官都“極陳其不可”，結果遭受黜責。(《宋史》卷242《仁宗郭皇后傳》，《長編》卷113明道二年十二月乙卯)皇帝黜責了范仲淹，卻又成就了他的清譽，朱熹認為，宋朝直到范仲淹時，才“大厲名節”，“厲廉恥”，“本朝唯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為多”。(《朱子語類》卷129)其他如包拯堅決制止皇帝搞裙帶風等，都在青史上傳誦一時。

第二，從制度上保證小官諫諍皇帝，彈劾大官

古代當然是等級觀念深固，等級制度森嚴，但是，按照儒家的政治倫理，皇帝和大臣并非是天生的圣聰和神明，一貫正確，不能有權就是有理，權位高就是有理。唯有“從諫”，方能達到“圣”的境界。今人所謂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其實正是設置臺諫官的理論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