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改革的推進、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轉型，我國的收入分配倫理觀也發生了較大的變化。一是從平均主義向按勞分配轉變。過去，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收入分配的平均主義傾向嚴重，從農村到城市，都是吃“大鍋飯”，干多干少一個樣、干好干壞一個樣。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經濟體制改革啟動，通過加強勞動管理和各種類型的承包責任制，實行工資總額與經濟效益掛鉤，搞活企業內部分配等等措施，使按勞分配原則得到了較好的貫徹。二是從按勞分配向多種分配方式轉變。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化，探索多樣化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分配方式， 即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實行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三是從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向處理好效率和公平關系轉變。經濟體制改革促進了經濟的發展，但在經濟生活中也出現了分配不公、收入差距擴大的現象。針對這種情況，分配倫理原則也有所調整，從強調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到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到黨的十七大進一步明確“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回顧分配倫理演進和分配制度改革的歷程，我們欣喜地看到，我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理念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中得到了很好的貫徹，“情為民所系、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的要求在分配領域得到了具體的落實，分配倫理在合理重構，分配制度在逐步完善。

我們抓改革、促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以國家的繁榮富強、人民的共同富裕為目的。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表現，是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體現，也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倫理目標取向，當然也是分配倫理的道德追求和目標取向。在宏觀層面，共同富裕的倫理目標取向要求我們大力發展經濟。貧富差別是發展中的問題，也只有靠進一步發展來解決。只有以高度發達的生產力為基礎，才能為分配公正乃至社會公正提供必要的條件；要求我們創造一個公平競爭社會環境，采取有效措施消除特權因素和壟斷因素，為全體勞動者提供平等競爭的機會。特別是要加大對教育事業的投入，包括對農村教育的重視和支持，防止因受教育機會和條件不均等造成勞動者素質差別和因此形成的收入差距；要求我們一方面完善市場機制，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 一方面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適當加大政府干預的力度；要求我們從制度的安排上保證勞動者主人翁地位和按勞分配權利的實現，包括完善分配制度、社會保障體系、稅收制度、價格制度等等，使每個勞動者收入隨著生產力的增長而不斷提高。在微觀層面，共同富裕的倫理目標取向要求我們：一要處理好個人富裕和集體富裕的關系。允許個人先富以承認人與人的差別為前提，但個人富裕要建立在集體共同富裕之中，不能損害國家、集體富裕來達到個人富裕。二要處理好個人致富與他人致富的關系。我們允許、鼓勵個人致富、個人先富，前提是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不能違法亂紀，不能為富不仁，不能無償侵占他人的勞動果實，同時堅持扶貧幫困，堅持先富帶后富，堅持共同富裕的倫理坐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