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國前夕，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反復思考如何防止出現勝利時驕傲的錯誤。從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到毛澤東與黃炎培的“窯洞對”，到1949年3月從西柏坡遷往北平的途中，毛澤東發出了“進京‘趕考’去”、“我們決不當李自成”的豪言。

1949年3月23日，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率領中央機關從西柏坡遷往北平城。出發時，毛澤東對周恩來說：今天是“進京‘趕考’去”，并且說：“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毛澤東為什么會這么說？我們認為，這是毛澤東自延安整風以來，一直長期思考的問題，即如何防止出現勝利時驕傲的錯誤。這段軼事有個來龍去脈，說來饒有興味，并且發人深思。

一、從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說起

1944年3月10日，郭沫若為紀念明朝末年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軍打進北京推翻明王朝又倉皇敗出北京城三百周年，寫成了著名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17日，郭沫若把文稿送交在重慶的董必武審閱。19日，重慶《新華日報》開始連載，到22日全文載完。郭沫若在這篇文章中，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精辟地分析了這次農民大起義失敗的經驗教訓。文章認為，這次農民大起義之所以從巨大勝利的頂峰迅速跌落下來（1644年進入北京，1645年就以失敗終），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是它的一些首領因為勝利而驕傲起來，生活腐化了。文章說：“在過短的時期之內獲得了過大的成功，這卻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劉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淪進了過分的陶醉里去了。進了北京以后，自成便進了皇宮。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籌備登基大典，招攬門生，開科選舉。將軍劉宗敏所忙的是拶莢降官，搜刮贓款，嚴刑殺人。紛紛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為天下就已經太平了的一樣。近在肘腋的關外大敵，他們似乎全不在意。山海關僅僅派了幾千兵去鎮守，而幾十萬的士兵卻屯積在京城里享樂。”“就這樣在京城里忙了足足一個月，到吳三桂已經降清，并誘引清兵入關之后，4月19日才由自成親自出征，倉皇而去，倉皇而敗，倉皇而返。而在這期間留守京都的丞相牛金星是怎樣的生活呢？‘大轎門棍，灑金扇上貼內閣字，玉帶藍袍圓領，往來拜客，遍請同鄉’，太平宰相的風度儼然矣。”二是屠戮功臣，進行宗派斗爭。文章寫道：“大凡一位開國的雄略之主，在統治一固定了之后，便要屠戮功臣，這差不多是自漢以來每次改朝換代的公例。自成的大順朝即使成功了（假使沒有外患，他必然是成功了的），他的代表農民利益的運動早遲也會變質，而他必然也會做到漢高祖、明太祖的藏弓烹狗的‘德政’，可以說是斷無例外。然而對于李巖們的誅戮卻也未免太早了。假使李巖真有背叛舉動，或擬投南明，或擬投清廷，那殺之也無可惜，但就是讒害他的牛金星也不過說他不愿久居人下而已，實在是殺得沒有道理。”李自成不僅沒有采納李巖提出的一系列正確意見，反而聽信牛金星的讒言殺了李巖，自折臂膀，由此而導致了起義領導集團的“解體”，最終難以逃避失敗的命運。

《甲申三百年祭》發表不久即傳到延安，立即引起中國共產黨人的重視。在抗日民族戰爭即將勝利之際，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式農民戰爭，會不會重稻李自成的覆轍，這不能不引起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的深深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