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否認，在醞釀和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時候，毛澤東和黨中央對我國國情，特別是對我國經濟文化的落后狀況以及由此而帶來的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艱巨性和長期性缺乏足夠清醒的認識，又過多接受了蘇聯過渡時期理論與實踐的影響，從而使過渡時期總路線不可避免地存在著不足。由于開始向社會主義的全面過渡，就在實踐中過早地采取了社會主義步驟（而這是當時中共中央最耽心犯“左”的錯誤的一個方面，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的思想并不是否認過渡時期的變化性，而是想在社會發展階段和基本政策上避免混淆階段性，犯性急的毛病），導致在過渡時間上要求過急，在達到的目標上定位過高，對資本主義經濟的弊端和消極作用估計得過于嚴重，急于建立純而又純的單一社會主義公有制，給后來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帶來了不良影響。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已居于絕對主導地位的情況下，有沒有必要使它成為唯一的經濟成分，可不可以有限度地保留一部分有益于國計民生的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市場調節的作用是否還需要發揮、如何發揮？國營經濟如何發揮中央、地方各級企業的主動性和積極性，集體經濟的所有權和經營權需不需要劃分層次，根據不同情況發揮不同層次的積極性？還是公有范圍越大、經營越集中越好？這些問題以及社會主義改造后期過急過粗帶來的其他問題，在改造過程中大都或多或少有所覺察，只是沒有冷靜下來，實事求是地在認真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慎重決策，就在改造的熱潮中被掩蓋起來。當時和多年以來，我們都籠統地認為三大改造完成后進入了合格的社會主義，而沒有認真考慮它的階段性，相反卻進一步引發了向共產主義的急于過渡，大踏步“躍進”。

近30年來，經過對歷史的反思，中國共產黨已經認識到當時進入的社會主義實際上是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而且這個階段會持續上百年；在這個階段需要多種所有制形式共同發展，不能過分人為夸大自發資本主義的復辟傾向，過分強調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尖銳斗爭，過高估計公有制的普遍適用性。特別是通過黨內斗爭，以搞運動的方式掀起全國的社會主義改造高潮，實行了許多超階段的措施，超越當時的實際可能，變成了強制和剝奪，這是值得認真吸取的歷史教訓。

造成這種改造要求過急過純的主要原因，是對社會主義的認識陷入教條式理解，在指導思想上急于求成，盲目過渡。后來，毛澤東雖覺察到一些問題，提出我們民族好的東西，搞掉了的，一定要來一個恢復，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但總體上說，此時我們已經確立了政治上以階級斗爭為綱，經濟上追求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的基本思路，以致在1957年后的20多年里發生了偏差，本來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時就已發現的問題，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才真正獲得解決。誠然，我們不能苛求當年的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對社會主義的認識達到今天的水平，而且就50年代中國經濟和中國歷史的全局而論，中國人民對社會主義的選擇是不可避免的。但從總結教訓的角度思考，從長遠的歷史發展過程來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條件下，三大改造所造成的單一社會主義公有制雖使社會主義制度得以確立，卻因公有制的過純而限制了生產力發展的應有活力，這是顯而易見的。1980年10月，鄧小平曾實事求是地分析指出：“總的來說，我們黨的歷史還是光輝的歷史。雖然我們黨在歷史上，包括建國以后的三十年中，犯過一些大錯誤，甚至犯過搞‘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大錯誤，但是我們黨終究把革命搞成功了。”講到成功和成就，他從大的方面列舉了幾條：第一，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第二，舊中國，不論北洋軍閥時期，還是國民黨統治時期，沒有真正統一過。新中國實現了真正統一。第三，沒有中國共產黨，不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不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今天我們的國家還會是舊中國的樣子。”“恰恰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許多青年缺乏了解。”第四，我們黨用毛澤東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使我們贏得了革命戰爭的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