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陶鑄提議召開全國的地委書記會議時，鄧小平的第一反應就是，來那么多人，吃飯怎么辦？他順口丟下一句話：各人帶豬肉，帶青菜來。作為一次全國性會議來說，就餐問題本應是個完全不成問題的問題，在當時竟引起如此關注，足見當時糧食問題的艱難。

150億斤的目標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黨和國家領導人最感頭痛的問題就是6億人民的吃飯問題，幾乎逢會必講糧食。尤其是最困難的1960年、1961年，糧食告急的報告不斷送到周恩來、李先念等人的辦公桌上。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就是在這種糧食嚴重短缺的歷史背景下召開的。因此，它也必然與糧食問題息息相關。

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和1959年廬山會議后的更大“躍進”，使全國糧食全面緊張。1961年第四季度中央需從各地上調32億斤糧食，可到了11月中旬，時間過半，任務卻只完成20%多一點。京、津、滬三大城市糧食全面告急，斷糧的危險時刻都有可能發(fā)生。此外，1962年的征購任務也沒落實下來，各地過去對糧食以少報多，現在是以多報少，在落實中央的糧食征購數和上調指標時，總是強調困難。

1961年11月10日，中央開會向各中央局第一書記專門落實糧食問題。鄧小平在會上闡明，1961年就靠這30天的工作，這30天如抓不到糧食，就嗚呼哀哉。關于1962年的糧食上調，他提了三個數字，120億斤、150億斤、180億斤。如是120億斤，就得大量進口，無一點回旋余地；如是150億斤，日子勉強過得去，但也要進口不少糧食；如是180億斤，就可以不進口。

雖然大家都有畏難情緒，但還是勉強訂下了150億斤的目標。在討論這個問題時，華北局提出：下邊是有困難，但若把形勢講透，把方針搞明確，把思想搞透，還是可以的。為此，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建議：把全國的地委書記找到北京來，開個地委書記會議，打通思想。

七千人大會

兩天后，鄧小平將會議情況和陶鑄的建議向毛澤東匯報。毛澤東覺得，中央對“大躍進”以來的工作是應該總結一下，干脆把縣委書記也都找來，開一個縣委書記以上的五級干部會議（即中央、中央局、省、地、縣五級）。會議的開法是總結經驗，鼓足干勁，好壞都要講清楚。這樣，以150億斤上調糧食為發(fā)端，中央要在1962年初召開一個縣委書記以上干部大會的事情，就在毛澤東這里定了下來。后來起草會議通知時，根據鄧力群的建議，又增加了全國重要廠礦的廠長、黨委書記，并得到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的同意。這樣，原本6000多人的大會，就變成了7000多人的規(guī)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