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于1968年結束了他潛伏生涯。他的中共身份公開后，在社會上特別是在省政協引起很大的震動，一個資本家怎么忽然變成了共產黨員。不少黨員干部去找他談心，說對不起，以前對他的態度惡劣。父親和藹地安慰他們，并夸他們立場堅定，做得對，使大家消除了思想顧慮。因父親剛結束潛伏身份，為保守國家機密和父親安全，公安部下令河南警方把我父親保護起來，凡要見他的，必須經有關部門批準并由戰士陪同。

在“文革”中使父親最為欣慰的是他找到了一批曾經與他浴血奮戰的戰友。他們中間有父親介紹入黨的同志，有被爸爸送到延安的青年同志，還有同父親在延安住在一個窯洞的中央黨校同學，馬列主義學院同學，蘇聯紅軍學院的同學們。由于父親搞隱敝工作，他們相互之間沒有聯系過。只有國家公安部席國光副部長知道爸爸的隱蔽身份。這些戰友大都擔任了高級領導職務，“文革”中又都受到了沖擊，他們因一時找不到父親，沒有證明人，有的被說成是假黨員、特務等，吃盡了苦頭。隨著我父親身份公開，外調人員才找到了爸爸來證明。在那個年代，父親不畏強暴和恐嚇，挺身為他們寫證明材料，使他們一一獲得解放。

江澤民同志在為一部反映南京地下黨專題紀錄片上題詞時指出：“能為黨的事業受委屈的人才是最高尚的人……。”我的父親正是這樣的人。父親用他的一生寫滿了對黨的忠誠。1992年，父親在鮮花和熱烈的掌聲中戴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授予他的“一級金盾”金質獎章。這是黨和國家對一位“無名英雄”的最高嘉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