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路管轄權是中朝爭論中唯一涉及朝鮮內政和主權的問題，彭德懷在1959年受到批判時對此也不回避。但正如彭所強調的，對鐵路實行軍事管制是在戰爭條件下不可避免的處理辦法，并在停戰協定簽字后立即將鐵路交還朝方管理。不過，在莫斯科干預下強加于人的做法，畢竟給金日成留下了心理上的陰影。

五、關于停戰談判簽字的時機問題

第五次戰役以后，中國方面也感到戰爭難以繼續下去了。1951年5月下旬，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召開會議，并決定了“邊談邊打，爭取談判解決問題”的方針。毛澤東隨后請金日成于6月3日抵達北京進行商議，接著又要求斯大林接見金日成和高崗，同時希望在蘇聯養病的林彪也參加會談。經斯大林同意，6月10日金日成和高崗乘蘇聯派來的專機飛往莫斯科。

他們與斯大林交流了看法之后，于6月13日向毛澤東做了匯報。斯大林也來電表示，“我們認為，現在停戰是件好事”。

據蘇聯大使觀察，“朝鮮領導人對于停戰談判有些戒心，盡管他們沒有公開和直接地表達出來”。金日成從北京回來以后，心情十分沮喪，認為蘇聯在聯合國的代表馬立克6月23日呼吁停戰談判的發言“是中國力圖達到停戰和擺脫援助朝鮮這一負擔的最明顯的表示”，甚至在馬立克發表聲明之后的幾天時間里，北朝鮮的報界以及其他宣傳機關，對此都“沒有進行詳細的解釋，也沒有發表任何評論文章”。雖然朝鮮領導人后來也“認識到了締結停戰協定在軍事和政治上的必要性”，但他們認為中國代表團（主要是其負責人李克農）為能達成停戰協定而對美國人過分寬容和讓步，同時也抱怨中國人在談判過程中沒有及時地、充分地聽取朝鮮代表的意見。特別是當7月27日毛澤東通知金日成，如果美國人堅持將現有的前線作為分界線的話，那么中國人認為可以向美國人做出讓步時，金日成表示了極大的不滿。

他立即答復說，“這種讓步是不可能的”，因為這意味著對朝鮮的“嚴重的政治打擊”。金日成甚至對樸憲永說：“我寧愿在沒有中國人的幫助下繼續進行戰爭，也不愿意做這種讓步”。

后來因美國代表在分界線問題上提出了過分，并在談判區的進行挑釁，中方表現出強硬立場，才使朝鮮人的情緒有所好轉。不過，蘇聯大使注意到，“最近數月來，朝鮮人對中國人的態度明顯地冷淡了，朝鮮人更加堅定了依靠蘇聯的方針”。

然而，中朝雙方對談判的態度不久便走到了自己的對立面。1952年下半年，在朝鮮戰場雙方基本取得力量平衡的同時，板門店的停戰談判卻陷入了僵局，問題竟膠著在毛澤東起初認為最容易解決的戰俘問題上。此時，毛澤東主張把戰爭繼續下去，而在和平談判問題上堅決不能讓步，但朝鮮方面卻希望接受美國的停戰條件，盡快在停戰談判協定上簽字。斯大林從蘇聯與美國對抗的全球戰略出發，再次支持了毛澤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