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初期公務員懲戒機構的實踐

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宋教仁受命負責《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擬定。宋教仁指出，都察院在官吏監(jiān)察中有重要作用，但在即將開國會的背景下，都察院職掌與立憲國的議會和法院的職能有沖突之處。因此，他認為，只有成立獨立的官吏懲戒裁判所，才可以兼顧立憲政治之通例與中國自古設立都察院之精意。⑦這種認知落實到《臨時約法》中，成為第二章第十條規(guī)定：“人民對于官吏違法損害權利之行為，有陳訴于平政院之權。”⑧宋教仁的懲戒機構獨立化的構想與晚清一脈相傳。然而，他的構想還來不及在短暫的南京臨時政府中付諸實施。

北京民國政府成立后，繼承《臨時約法》的立法精神，1913年1月，北京民國政府據(jù)《臨時約法》的規(guī)定頒布了《文官懲戒法草案》，同年3月，熊希齡依據(jù)《文官懲戒法草案》，設立官吏懲戒會，對未觸犯法律的違紀官吏進行懲戒。這樣，一種與中國傳統(tǒng)不同的新的官吏懲戒制度正式建立。熊希齡（1870-1937，字秉三，湖南鳳凰人），光緒進士，曾任出洋考察憲政五大臣的參贊，⑨是較早了解憲政精神的政府官員。1913年8月，熊希齡出任國務總理，即向袁世凱建議全面實施懲戒委員會制度。袁世凱據(jù)其建議，在1914年1月20日頒布《文官懲戒委員會編制令》，正式設置高等文官懲戒委員會及普通文官懲戒委員會。同年3月31日，北京民國政府出臺了《平政院編制令》，設立平政院，官吏懲戒會歸其管轄。平政院下還設肅政廳，其中肅政廳負責官吏的糾彈，官吏懲戒會負責懲戒。⑩在官吏懲戒機構建立的同時，北京民國政府制定了相配套的懲戒法案，明確了官吏懲戒機構構成、職責和官吏懲治原則、范圍、方法、程序等相關事項。

這樣，北京民國政府就建立起隸屬于行政權之下，獨立于普通司法審判機構的專門的行政審判機關，以大陸法系為藍本的官吏懲戒制度最終建立。它對后來的廣州國民政府及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官吏懲戒制度都有較突出的借鑒意義。因而我們可以看到，廣州國民政府及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官吏懲戒機構職責和官吏懲治原則、范圍、方法、程序等相關事項多有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