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國際學術界關于地中海的研究備受關注。其中，古代地中海研究運用跨學科、跨文化的研究方法，將古代地中海世界作為一個整體來考察，提出了“地中海世界”、“地中海語境”、“地中海文化”、“地中海學說”等概念，藉此拓寬視野，解決傳統理論和詮釋未能令人信服地回答的問題，如“雅典與耶路撒冷”，希伯來文化與阿卡德—蘇美爾文明，猶太典籍與西亞宗教，希臘文字與亞非語（主要是腓尼基語）系，羅馬的起源與西亞的關系，羅馬文化的“擇優綜合”，文明的傳播與反哺以及不同文化相遇時的幾種走向等等。

此外，在人類的起源、進化和遷移，農耕社會的組織與生活，農村和城市、腹地（兩河流域）與周邊文化的交匯和易位，語言與文字符號、宗教符號，占卜、星相學對天文學和數學的影響等方面也有許多新的建樹。值得注意的是，與遠古文化研究相關的新的交叉學科或原有學科的理論，如文化生態學、古人類學、語源學、宗教人類學、神話學以及考古學理論、考古結論的證偽等等，大都同海外學者在這些地區的研究有關。

地中海世界的研究對于世界文明史研究的理論突破具有重要意義。現今國內外已問世的不下10部世界文明史，大體上都是世界通史的一個方面的線性敘述，而不太注重再現世界文明間架構的演化。世界文明史也不應是各地區各種文化發展的綜述。依我之見，如果現在要重寫世界文明史，就應該立足當今時代，將世界文明作為一個整體，考察世界文明幾次大的建構性的變化，突顯作為“文化”或“文明”核心的人的精神、人的內涵、人人關系與人物關系方面的進化，不是僅僅描述物質遺產和非物質遺產，而是透過這些外物研究人自身。世界文明史研究的重點是公元前800—200年所謂的“第一軸心時代”，公元3—9世紀文明重構時代以及文藝復興以來西方文化崛起后近代文明架構。雅斯貝爾斯的“第一軸心時代”所說的文明的標志全部出自地中海世界、黃河—長江、印度河—恒河等三個文明帶。其中對后世影響最大、內涵最豐富的就是地中海文化。它包括上古時代以降的東部地中海的西亞文化和埃及文化，以及后起的希臘羅馬文化。從新石器時代的村落，經蘇美爾—阿卡德文化，巴比倫、赫梯、亞述文化，希伯來文化，至后來希臘化、羅馬帝國時期地中海成為帝國“內湖”的地中海文化，可以說是研究歷史上文化間關系的標準案例。從這里可以獲得許多關于當代跨文化研究及世界文明間新秩序研究的諸多啟示。

近些年學術界比較重視雅斯貝爾斯的“第一、第二軸心時代”的論斷。這固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我們必須注意近代社會的文明架構（格局）不是“第一軸心時代”的產物，而是公元3—9世紀形成的。正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公元3—6世紀）佛教東傳中國，至隋（581—618年）唐（618—907年）時期佛教中國化，在中國形成儒佛道與民間信仰交融的文化格局。唐代以降又將這種中國化的佛教和儒、道傳向日本、朝鮮及越南等地，構成東方文化的基本格局，即以儒、佛為主，兼及各國、各地宗教與文化特色的東方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