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吃的食物來看，邊區普通農民的食物以雜糧粗食為主，即使過節和農忙時食物比平時好不了多少，而且很少有細糧和肉食。這說明抗戰時期邊區普通農民的生活還是很清苦的，許多農民連一般的溫飽都很難維持。

在中國抗日戰爭史的研究中，抗日根據地一直是學者所關注的一個重要領域，而且隨著研究的深入，研究領域不斷拓展。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社會史研究的復興，抗日根據地的社會史也開始受到關注。對于根據地社會史的研究，既有理論上的探索，也有實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也存在著不足，作為構成抗日根據地社會史研究主要內容的社會生活，學術界還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朱鴻召的《延安日常生活中的歷史》（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 年）以半文學、半學術的形式展現了1937年至1947年陜甘寧邊區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因書中過多地運用了紀實文學的寫作手法，還夠不上一本嚴格的歷史學意義上的社會史研究著作）。因此，筆者從邊區的穿衣、吃飯、娛樂活動等方面，對抗戰時期陜甘寧邊區的社會生活進行論述。

一、邊區的穿衣

（一）普通民眾的穿衣

由于受自然環境和自給自足自然經濟的影響，邊區民眾的傳統衣料比較粗糙、簡單。如慶陽民眾穿衣以土布、皮毛為主，男女衣著“均不尚華美”（《慶陽縣志》，1931年修，甘肅文化出版社，2004年，第296頁）。不同性別、年齡、階層的人穿著不同，男人穿滿襟土布上衣，戴黑色圓頂瓜皮帽；女人穿自制土布淺色滿襟寬袖上衣；鄉紳、文人及富者著黑色綾綢或土布長袍，外套藍色綾布或綢緞褂子，戴禮帽（慶陽地區志編纂委員會：《慶陽地區志》第3卷，蘭州大學出版社，第942頁）。在陜甘寧北部一些以畜牧業經濟為主的地方，冬季以皮衣為主（秦燕：《清末民初的陜北社會》，陜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 135、129頁）。在抗戰前，即使這樣比較粗糙的服飾也只是比較富有的人家才有，大多數貧苦人家常常是無衣可穿。在經過土地革命的地方，農民生活也十分困難，冬季沒有御寒之衣（《陜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第3輯，檔案出版社，1987年，第188頁）。抗戰前邊區只有極少數富有人家服飾比較好，普通民眾以土布為主，而廣大貧困階層還是衣不蔽體。

抗戰前期，雖然邊區農民生活有所改善，但是農民穿衣仍然存在著困難，特別是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邊區與國民黨統治區域貨物流通，幾乎完全停止，除了消耗品，任何的必需品如布匹、棉花等都禁止運往邊區”。布匹來源少，布價飛漲，購買布匹在貧苦農民家庭的支出中占有很高的比例，如對延安一鄉20戶新來移民難民調查，其買布開支占家庭總支出的66.8%（《抗日戰爭時期陜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料摘編》第3編《工業交通》，陜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6、550頁）。1941年1月對延安縣趙家窯村調查，因布匹太貴，到了夏季農民將冬季的棉衣去掉棉花當單衣穿（《延安川口區四鄉趙家窯農村調查記》，《解放日報》1942年1月13日）。定邊縣城區“人們在冬天穿老羊皮，蓋的也是老羊皮，冬天蓋有毛面，夏天蓋有皮面”（《定邊城區第一鄉調查》（續），《解放日報》1941年9月20日）。張聞天在神府縣農村調查報告中說：“在衣著方面，近年來布匹昂貴，買布做新衣的比從前少了。平常，一般農民，冬天穿皮衣皮褲（無面子的），冬衣里放羊毛。有襯衣襯褲的不多。平時穿的棉衣、夾衣、單衣舊的多，新衣服則留在過年過節時穿。戴帽子的很少，大都用白布纏頭。”（張聞天：《神府縣興縣農村調查》，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2頁）。這些都說明抗戰時期根據地農民的穿衣因國民黨政府的經濟封鎖而變得十分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