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金融危機直接沖擊了一些沿海地區的勞動就業。例如，廣東省東莞市從2008年下半年開始，因訂貨減少，大量農民工失業返鄉。然而，驅車順著沿海公路向東北方向行駛幾百公里，到達福建省泉州市，這里卻有著與東莞市截然不同的苦惱——招工難。為什么兩種相反的勞動力市場現象在產業類型相似的地區同時存在呢？

不僅如此，關于農民工就業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有多大的宏觀數據也是一變再變。從2009年年初到9月份，相關信息分別有：春節前后2000萬農民工因失去工作返鄉；包括直接受金融危機影響的1200萬人在內的7000萬農民工返鄉；7000萬返鄉農民工的95%已經返城就業；農民工失業率不到3%；外出農民工總規模已經從2008年的1.4億增加到1.5億；農民工再次出現短缺。按照時間序列把這些信息串聯起來，就構成了農民工對2009年經濟形勢變化的適應過程。

對于這個變化過程，從經濟學角度可以用“周期性失業+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分析框架來解釋。經濟增長的周期造成就業增長的周期，國際金融危機導致實體經濟下行，產生周期性失業。因為農民工難以享受工作地的社會保障和就業扶助，所以失去工作的農民工并不必然留在原地尋找工作。加之春節在即，提前返鄉也是合乎邏輯的。

農民工的“前身”叫農村富余勞動力，這意味著農村崗位不能滿足他們的就業需要。此外，還有一些新變化也使其難以回到農村崗位上。例如，農業勞動生產率大幅提高，使得農業不再是富余勞動力的蓄水池；許多新一代農民工既不愿務農也不會務農。因此，春節過后，無論有無工作合同，絕大多數農民工要回城尋職。農民工沒有失業保險，也得不到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承受不起長期失業，所以他們抓住任何就業機會的愿望比城市勞動者要迫切得多。制造業崗位減少了，他們就轉到服務業；當基礎設施建設大規模啟動時，他們就加入建筑業。不難理解，他們中的大多數很快就通過在勞動力市場上的自我調節，恢復了就業。

隨著經濟增長逐漸回到正常軌道，周期性失業問題相應緩解。這時，就要在經濟學分析鏈條上再加上一條，即勞動力市場分割。在這種情況下，哪怕是一個小小的對勞動力的額外需求，比如說圣誕節訂貨單從天而降，都會形成勞動力供求短期失衡，導致民工荒重現。

如果不存在戶籍制度，沒有享受公共服務的城鄉差別，因而沒有勞動力市場的地理分割，那么，就業對經濟周期的反應是通過以下機制進行的：當經濟處于下行區間時，一方面周期性失業率上升，失業者一邊領取失業保險一邊尋找工作；另一方面，一部分勞動者因工作難找和工資下降而退出勞動力市場，表現為社會總體勞動參與率下降。當經濟處于上行區間時，勞動力需求增加，在降低失業率的同時也會把退出勞動力市場的那部分人重新召回，增加勞動力供給。但在存在戶籍制度的條件下，非農產業的勞動力需求（通常發生在城市和沿海地區）與勞動力供給（存在于農村和中西部地區）在地理上被割裂了，勞動力供給對需求的反應就要緩慢得多，常常導致特定地區勞動力市場的大起大落。因此，就會出現農民工就業形勢快速變化以及民工荒與返鄉潮在空間上并存的現象。

經濟周期波動是不可避免的。周期性失業可以治理，卻不能根絕。但勞動力市場分割及其所放大的社會影響，則可以通過改革予以消除，其中一項重要改革就是戶籍制度改革。戶籍制度改革不僅僅是戶籍身份或名稱改變。如果不能獲得市民的公共服務，就算農民工獲得了名義上的城市戶口，也并不能改變事情的本質。因此，通過實現居民享有的社會保障和其他公共服務的統一化和均等化推進戶籍制度改革，不啻為一條正確的改革路徑。這樣，還可以降低人口涌向城市帶來的社會風險，提高城鎮化的有序性和穩定性。（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蔡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