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在查閱中國古代變法文獻資料的過程中，產生了這樣一個觀點：古代變法之所以多以失敗收場，不僅沒有解決社會上已有的深層次問題，還積累了新的矛盾，其重要原因之一是與不成功的“吏治”有很大的關系。

例如，北宋后期的王安石變法，是歷史上較有影響的事件。北宋后期，社會積累了許多矛盾，官民關系緊張，國勢衰頹不堪，非變法不足以進步，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王安石被推上了變法的舞臺，并從均輸、青苗、保甲、免疫、市易、保馬、方田、農田水利等多方面進行了大規模的變法。可這場變法還是失敗了，究其原因，還是王安石在變法中所依靠的官吏的貪贓不法所致，從而敗壞了變法的名聲，給保守派以可乘之機。如作為變法集團的骨干之一的呂惠卿，為求名利，投王安石所好，“每見王安石，論經義，意多合，遂定交”，可王安石第一次“罷相”之后，呂惠卿見變法不利于己，馬上反戈一擊，對王安石“極力排之”，必欲去之而后快。這個呂惠卿不僅在政治上首鼠兩端，還十分“貪冒”，為母丁憂，貪錢“萬五千”，并在家鄉（福建泉州）霸占良田“千頃”，被時人評為“有盧杞之奸邪，詭變多端，敢行非度”。不僅呂惠卿如此，同為變法重臣的章惇、曾布等人也是貪得無厭的“涂污公卿”、“敢行非度”的人。對于這些人，《宋史》把他們列入“奸臣傳”。上有所好，下必效之，正因為這些大大小小的官員把整個變法事業弄得烏煙瘴氣，王安石只好去相，隱退江寧，第一期變法失敗。王安石晚年深知自己的變法為呂惠卿等人所誤，時常在自己的桌子上書寫“福建仔”仨字以泄恨。

宋哲宗上臺后，覺得王安石變法還是有成績的，不能全盤否定，于是又啟用了一批王安石變法集團中的舊吏如蔡卞、林希、周秩、曾布等人。可這批人重新掌權后，不以變法為務，除“貪斂財物”外，就是對神宗元祐年間反對變法的人士（史稱“元祐黨人”）進行瘋狂報復，“協謀朋奸，報復仇怨，小大之臣，無一得免，死者禍及其孥”，連司馬光、呂公著這些已死的朝中碩儒元老也被“掘墓拋尸”，極其悲慘。一場偉大的變法事業演變成了官吏之間的財富、權力之爭，經此一折騰，北宋王朝氣數全盡。

像上述這樣的歷史事例，史不絕書，而且社會越是處于變法階段，“吏治”問題就更加突出，這些需要在變法中解決的吏治問題從沒有認真解決過。可以這樣說，是“吏治無功”，使歷史上多次變法功虧一簣；“吏治無法”，使中國在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一再陷入“官逼民反”的周期性社會動蕩。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我們今天的改革開放盡管與封建王朝的變法有根本不同，但從以和平的方式解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中深層次問題，使社會能和平、有序地向前發展這方面來看，古代的變法與今天的改革有一致之處。古代變法中存在的“吏治”問題，今天仍然一定意義上存在著，如借改革之名中飽私囊，借改制之名侵占國有資產，官商勾結等，因此，對官員的治理問題非常重要。明朝改革家張居正曾言：“吏不治則民慢，吏貪則民苦，要治天下，當從吏始，不嚴，何以治之？”縱觀古今中外歷史，真正的改革本身也是一場革命，既是革命，就必須要有革命的領導者。在當代中國，承擔這種社會變革重擔、具有引領功能、體現社會權威的是政府及各級官員，他們的行為正確與否，道德水準高低與否，榜樣作用大小與否，為政清廉與否，都與改革能否順利進行，關系極大。

（作者為廣西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