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建立制度保障，消費型社會就永遠建立不起來

記者：中國今年的經濟增長率將達到8%，也被世界普遍認為率先走出危機的國家之一。但是，您對中國擺脫危機做了客觀的分析，應對危機的策略有成功的，還存在一些問題，特別是結構失衡問題。中國離消費型社會還有多遠？怎么才能夠達到消費型社會，另外您對去年以來中國應對危機的策略，如四萬億元的投向，從效果來看有什么忠告？

鄭永年：西方對付這次金融危機只有金融杠桿，中國不一樣，中國既有金融杠桿，還有經濟杠桿。金融杠桿和西方一樣，財政、金融、銀行體系。還有經濟杠桿，主要是因為中國有龐大的國有企業，這是任何西方國家沒有的。

為什么這個有效呢？從封建社會以來中國就有國有企業這個經濟杠桿，所以應付危機幾千年都是這樣的，是應對危機的一種好方法。我們非常成功地應對這次金融危機以后，要看到它所隱含在里面新的危機因素，即新的負面因素。這非常重要。中國國內現在已經看到了，我們的產能已經過剩了，很多地方產能過剩，金融危機本來就是產業升級的很好機會，但是正因為金融危機，有一些地方為了保持經濟增長，應當淘汰的落后產能又把它救起來了。

本來是要宏觀調控掉的，現在又回來了，本來就是環境污染、高勞動力成本、高消耗的產業，是不可持續的，這些東西又救回來了，這對我們非常不利。大部分錢投入國有企業，但是未來怎么辦，我覺得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的發展一定要經歷一個過程，國有企業并不都是競爭力強的，我們只有五百大，沒有五百強。而中小企業是實現社會公平、公正的最好方法。這次向國有企業傾斜較多，而中小企業受惠較少。更重要的是，社會建設還有待加強，如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國有企業應該把更多的利潤用于社會建設方面，目前中國在社會建設方面缺少動力。

鄭永年：美國30年代時金融危機時期，把社會保險做起來了，更早的時候，像德國也大規模推動社會保險，為國家發展奠定了基礎。奧巴馬政府在目前金融危機的情況下，仍然推動醫療改革，現在開展得比較順利，得到人們擁護。中國現在需要考慮，新的經濟增長方式、新的經濟增長點在哪里。大家都意識到，老的增長方式不行了，老的新的增長方式是以投資拉動增長和出口戰略，而新的增長方式是擴大國內需求和消費。中國消費型社會為什么遲遲建設不起來？中國老百姓不敢消費，因為生活成本過高，這導致以前我們所說“中國人存錢、美國人花錢”的模式。

中國為什么建立不起一個消費型社會，很多人說中國人不消費。不是說中國人不消費，而是中國人不敢消費。我在歐洲很多年，歐洲人像英國的家庭，一個家庭如果有兩三千鎊的存款了不起了，到處消費，借錢消費，看病、上學不要錢，有了房子以后要錢干什么？中國老百姓怎么敢消費，很多要做預防性儲蓄。我覺得如果要建立一個消費型社會就要社會性投資，就要社會改革。中國如果不建立制度保障，消費型社會就永遠建立不起來。

鄭永年：我們要把出口導向型為主經轉變為內需導向型為主。我覺得“中國人生產、美國人消費，中國人存錢、美國人花錢”這樣一種模式很難持續下去。繼續鼓勵出口，就相當于窮的省份補貼富裕的省份，就相當于貴州補貼廣東，這個沒有很多的必要，應該把重點的力量放在推動內需上。

當中國進入真正的消費型社會以后，中國才可以強大。為什么中國這么依賴于美國消費，如果哪一天，哪一個西方國家依賴中國消費，那才是中國真正強大的時候。所以要建立社會制度，保護中產階級，要讓中國進入消費型社會的領域里來，這是中國真正強大的一個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