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真正崛起，必須在知識上扮演一個有力的角色

記者：現在都在談論中國的復興，有的說再過五十年，有的說還需要一百年。您認為，什么時間或者達到什么狀況就可以說實現我們所說的“民族復興”了。民族復興的標準是什么？ 現在我們大力弘揚傳統文化，在全球建孔子學院，傳統文化走出國門，是不是就意味著民族復興了？

鄭永年：文化概念當然非常重要。過去大家對中國崛起的理解過于簡單了，GDP總量有多少，中國世界上排名在多少，經濟第幾位等等。前天我們就討論了這個問題。一個國家真正要崛起，就看哪一天中國對世界知識體系的貢獻，是否在知識上扮演一個有力的角色。以前英國的崛起不僅僅是經濟的增長，而在于為世界提供了一個知識體系，就是古典自由主義體系。

記者：是不是就是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為代表的自由市場經濟體系？

鄭永年：對。再看美國，美國的崛起不僅僅是經濟總量增大，再生能力增強了，更是自由經濟和資本市場的貢獻。美國的和英國不太一樣，美國的貢獻表現在對整個金融制度和世界貿易制度的建設，還有對世界經濟體系的貢獻包括“馬歇爾計劃”等。你有了經濟能量以后看怎么去用，這既要符合自己的利益，又能符合其他國家利益，如果光照顧自己的利益，你是自私的，你就扮演不了一個國際的領導者的角色。相反，你既要利己，也要利人，你所做的既符合自己的可持續發展，又符合其他國家的利益，這就是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現在我覺得中國遠遠沒有達到這個程度。

但是中國機會是有的。美國和西方有很多既得利益，在國際經濟體制上來說改不動了，正因為西方改不動了，中國才可以更好地扮演改革的角色，比如說中國的環保經濟，如果做得好的話，既可以像美國的IT經濟一樣找到中國的新經濟增長點，又可以符合世界上所有國家期望實現環保經濟的要求。我只是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還有一個方面，既然西方的新自由主義理論已經破產，中國如果把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均衡處理好了，同樣也是對世界的一大貢獻。中國的發展空間很大，看你怎么樣去界定，看你怎么去做。

至于像建孔子學院，傳播文化是要有的，但一定要有主體性的東西。其實語言并不是一個問題，現在許多人在學中國的語言，當外國大量的人來學中國的政治經濟學這就好了。光學語言只是一個方面。

記者：現在大學的教學體系，法律也好，經濟學也好，管理學業也好，都是西方的。

鄭永年：什么時候我們能提供這樣一套體系，那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