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很多人都以為“三思而后行”是孔子的主張，其實這是誤解。恰恰相反，孔子是反對三思而后行的。我們不妨看看《論語》原文：“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見《論語·公冶長第五》。）這段話的意思是：季文子要三次考慮以后，才去做某一件事。孔子聽到這事，說：“考慮兩次，就可以了。”（譯文出自人民文學出版社《論語通譯》。）由此可見，《論語》中“三思而后行”并非出自孔子之口，而是季文子的行事原則。季文子，春秋時期魯國大夫，《左傳》記載，季文子之為人，于禍福利害，計較過細。孔子對季文子的做法進行了批評，認為考慮兩次就可以了。宋代學者程頤就此解釋說：“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譏之。”現代學者錢穆在《論語新解》一書中注解此句時指出：“事有貴于剛決，多思轉多私，無足稱。”這些注釋贊同孔子的觀點，對季文子的行事原則提出了批評，認為考慮過多就會生出私心雜念來，辦事瞻前顧后，優柔寡斷，不值得稱道。

在現實生活中，孔子對季文子的批評對各級領導干部很有借鑒意義。受長期以來傳統體制和習慣思維的束縛，在實際工作中會遇到大量需要從體制機制創新中求得突破的問題。在這些問題面前，領導干部往往會出現三種情況。第一種是善于研究和發現事物的內在規律，敢于突破陳規陋習，勇于用改革的辦法破解難題，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甚至為全局創造了經驗，取得了顯著政績。改革開放以來涌現了大批這樣的干部，值得稱道。第二種是循規蹈矩、就事論事，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雖然工作尚屬勤奮，但缺乏辯證思維能力、開拓創新意識，習慣于圍繞傳統體制做文章，習慣于用管理和協調去彌補體制上的弊端，往往事倍功半。這樣的干部需要進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觀念、學習提高，不斷增強改革創新的意識和本領。第三種是看到了體制機制的弊端，看到了問題的本質，但害怕費力不討好，害怕得罪人，害怕上級考核時有人說“壞話”，因此不愿觸及矛盾，滿足于“門市”工作，好做表面文章。實踐中這種干部不乏其人，而且在一定時間內往往發展還很“順利”，但經不起歷史的檢驗。這樣的干部就需要對照一下孔子對季文子的批評，變三思而后行為二思而后行。一思問題癥結何在，應不應該從體制機制上進行改革創新；二思怎么能改革好，如何統一思想、明確思路、制定方案、出臺政策，增強預見性、提高科學性、注意協調性、完善配套性，努力實現預期目標。只要這兩個問題考慮成熟了，足矣。如果有第三思，往往就是考慮推動這項改革會不會對我個人利益有什么影響，會不會得罪人、丟選票，會不會對個人政治利益、經濟利益甚至人身安全帶來風險，等等。一句話，就是滋生私心雜念，“多思轉多私”。因此，這第三思要不得，要下決心變三思而后行為二思而后行，把個人的利益拋在腦后，時刻以黨和人民的利益為重，只要是有利于黨和人民事業的事情，就毫不猶豫地去做。當然，上級在考察干部時，也要以符合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去衡量干部的政績，建立鼓勵改革創新的干部選拔機制。全社會也要營造激勵創新、寬容失敗的良好氛圍，讓更多的人消除猶豫不決的思想包袱，勇于開創新局面。

當前，我國正處于偉大的社會變革中，改革進入攻堅階段，發展進入關鍵時期，我們在前進道路上還會遇到這樣那樣可以預見和不可預見的困難和風險。黨的十七大號召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勇于變革、勇于創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滯，不為任何風險所懼，不被任何干擾所惑，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這是黨中央在新世紀新階段對各級領導干部提出的基本要求。面對新形勢新任務，我們必須破除私心雜念作祟，破除陳舊觀念束縛，破除傳統體制枷鎖，搶抓機遇、乘勢而上，勇于改革創新，善于破解難題，努力創造無愧于時代、無愧于人民、無愧于歷史的業績。

一言以蔽之，思亦有道。思而不行者，多思無益；思而決其行，再思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