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指出，在我國國內發展階段變化和國際金融危機沖擊的共同作用下，支撐我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內在因素和外部條件發生了重要變化，走向消費大國是不可避免的大趨勢。他認為，后危機時代我國應加快推進“五個時代性”特征的轉型與改革。

一是消費主導時代的轉型與改革。隨著我國內部需求結構的變化和外部需求的萎縮成為長期趨勢，促進消費結構升級和增長是必然選擇。二是城市化時代的轉型與改革。城市是消費的主要載體，加快城市化進程是構建消費大國的戰略性選擇。當前我國城市化進程的滯后成為制約消費的重要因素。我國在后危機時代應加快打破城鄉二元結構，實質性地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努力爭取5～10年內把城市化率提高10個百分點。三是公共產品短缺時代的轉型與改革。我國從生存型階段進入發展型階段，伴隨著從私人產品短缺時代進入公共產品短缺時代。為此，我國需要加快社會體制的轉型與改革，加大基本公共服務投入，使基本公共服務支出年均增長率至少達到5%，未來10年左右投入15～20萬億元。四是低碳經濟時代的轉型與改革。世界正在進入低碳經濟時代，中國的大國作用和大國責任不斷凸顯。我們主動應對減排挑戰、發展低碳經濟，需要加快推進資源價格形成機制改革、能源價格形成機制改革和環境產權制度改革。五是政府轉型時代的改革。我國發展方式轉型的主要挑戰不是經濟社會本身，而是政府轉型。為此，需要加快發展方式轉型的關鍵在于實現經濟運行機制由政府主導向市場主導轉變，確立政府在公共服務中的主體地位和主導作用，通過政府轉型形成規范的公共權力行使的制度框架。尤其要盡快轉變“以追求GDP為主要目標、以擴大投資規模為主要任務、以上重化工業項目和熱衷批租土地為主要途徑、以行政推動和行政干預為主要手段”為特征的政府主導型經濟增長方式。

遲福林強調，這五個具有時代性特征的改革，相對于改革開放前30年我國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第一次轉型和改革，構成我國以發展方式轉型為主線、推進從生產大國向消費大國轉型的第二次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