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土地革命后期起，中國共產黨克服了“左”傾冒險主義和關門主義的錯誤，積極倡導、促成、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推動第二次國共合作建立，最大限度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組織起千千萬萬、浩浩蕩蕩的抗日大軍，以同敵人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概，徹底打敗了日本侵略者。而中國共產黨則是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有11個民主黨派先后成立。毛澤東同志指出：“我們共產黨人對于一切革命的人們，是決不排斥的，我們將和所有愿意抗日到底的階級、階層、政黨、政團以及個人，堅持統一戰線，實行長期合作。” 共產黨始終把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作為愛國統一戰線的重要組成部分。共產黨在抗日根據地創建的“三三制”政權，就包含了共產黨領導、各黨派合作，共產黨執政、各黨派參政的基本特征，是多黨合作的成功實踐，為新中國建立以后實行的符合中國國情的新型政黨制度奠定了基礎。抗戰勝利后，國民黨堅持獨裁內戰、迫害民主人士的嚴酷事實，加深了各民主黨派對中共及其政治主張的認識，他們與共產黨風雨同舟，患難與共，為徹底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并肩戰斗。盡管民主黨派中某些領導人曾鼓吹過“中間路線”，但隨著內戰爆發和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很快出現分化，大多數人逐漸向共產黨靠攏。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口號，提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這個號召得到了各民主黨派和社會各界的熱烈響應。同時，他們表示自愿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1949年1月22日，李濟深、沈鈞儒、馬敘倫等民主黨派的領導人和著名無黨派民主人士55人聯合發表《對時局的意見》，一致認定中共提出關于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成立聯合政府的主張“符合全國人民的要求”，并表示“愿在中共領導下，獻其綿薄，共策進行”。 同年春，毛澤東同志在與有關人士談話時提出：民主黨派應“積極參政，共同建設新中國”。此時，各民主黨派和愛國民主人士將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參加新政協并在新中國參政，和共產黨一道擔負起管理國家和建設國家的歷史重任。事實說明，民主黨派作為在中國土壤中產生的一種特殊政治力量，由于帝國主義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不允許，中國廣大覺醒了的人民的反對，以及作為民主黨派的階級基礎的民族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自身難以克服的弱點，使他們的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行不通；而在中國的具體歷史條件下，堅持反帝愛國立場的民主黨派，必然要和中國人民的革命運動逐步結合起來，接受共產黨的領導，走社會主義道路。這既是民主黨派在歷經坎坷之后的正確選擇，也是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的必然。

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京隆重召開。會議通過了《共同綱領》、《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三個重要文件，組成中央人民政府，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積極投身于第一屆政協會議的籌備工作，并同共產黨一起參加政協會議，這既是對他們參加革命斗爭光榮歷史的總結，又是在共產黨領導下，以《共同綱領》為政治基礎的合作的新起點。在參加新政協代表名額的分配上，居于領導地位的共產黨，作為一個黨派單位，同民革、民盟這兩個成員比較多的黨派單位，代表名額相等。這體現了共產黨以平等態度與民主黨派真誠合作，通過民主協商的方式達到政治上的一致。會議選舉產生了以毛澤東為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為副主席（其中副主席宋慶齡、李濟深、張瀾三人是民主黨派領導人）、由56人組成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政府委員中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約占了一半）。新中國成立后，各民主黨派領導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參加了人民政權工作，他們在政務院4名副總理中占2名；在政務院32個部級單位的正職負責人中占13名。此外，還有大批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擔任各地區、省、市人民政府的領導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