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提高黨的執政能力的需要。我黨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其基本途徑是執政為民。當前，國際形勢錯綜復雜，國內矛盾尖銳，我國社會發展面臨著諸多風險，對我黨的執政能力提出了嚴重挑戰。建立透明、高效、廉潔、負責任的政府，提高黨的執政能力成為能否更好地服務人民、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首要任務。當前，建立和完善我國的政治權力監督與制約機制，加強對各級政府的監督是我黨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提高執政能力的關鍵環節。推進我國政治的民主化、法制化是完善政治權力監督與制約的首要途徑。四川汶川5.12大地震、河北三鹿毒奶粉等突發事件警示我們，只有加快我國政治現代化步伐，才能更好地應對社會風險，保持社會穩定。

最后，是經濟現代化進一步發展的需要。我國經濟工業化和市場化的發展為政治現代化奠定了堅實基礎，同時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政治體制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制約作用越發明顯。政治權力缺乏有效監督和制約，導致腐敗發生，進而造成社會公共資源的浪費。改革成果分配不公，極大挫傷人民的積極性。為確保社會經濟健康穩定發展，必須加快政治體制改革，堅決懲治貪污腐敗；加快法制化建設實現利益分配的合理化，防止兩極分化。當前，世界經濟發展遭受金融危機的沉重打擊，迫切要求各國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促進國際交流民主化，這些都向我國的政治現代化提出現實要求。

加快推進我國政治現代化建設是我國社會發展的內在要求，是我國社會進一步發展的重要保證。在我國政治現代化過程中，如何正確對待我國傳統文化與西方現代性，選擇合理的路徑成為我們必須思索的問題。

三、我國政治現代化的路徑選擇

我國社會政治發展的核心價值觀是集體主義，與西方社會政治現代化核心理念自由主義有著本質區別。同時西方政治現代化理念具有很大歷史局限性而缺乏普適性。因此，我國的政治發展必然要走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道路。我國政治現代化選擇什么樣的路徑從根本上說就是一個如何對待我國的文化傳統、如何對待西方現代性與后現代性的問題。

首先，要正確對待中國文化傳統。西方現代化理論中關于“傳統現代”二元對立的兩分法，是分析所謂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差異的基本公式。在這個二元對立的公式中，凡是代表“壞的”、“落后的”、“負面的”東西，都處于“傳統”的一極，是“野蠻的”；凡是屬于“好的”、“進步的”、“正面的”東西，都處于“現代”的一極，是“文明”的。[2]現代性意味著與“傳統”的“斷裂”，“如果想要進步就必須忘記過去”。受現代性斷裂性思維方式的影響，打倒傳統成為人們現代化過程中的號角。這種對待文化傳統的非歷史主義思維方式給我們社會發展造成極大的損失，教訓是極其慘痛的。文化傳統是一個民族國家生存發展的血液，是民族國家發展的強大精神動力。中國人民大學戴逸教授認為，中國文化具有很強的包容性、認同性。各民族長期共同生活，彼此吸收對方的文化成果，文化的融合為政治認同提供了基礎，為各民族之間的發展起了持久而巨大的親和力、凝聚力。古代四大文明古國只有中國的文化沒有發生斷裂，這也是為許多西方理論家所羨慕。當然，我們并不否定文化傳統也意味著一種發展的惰力，成為我國政治現代化的保守因素。因此，我國在政治現代化過程中要正確對待我國的文化傳統，做到文化自覺。 其實，現代和傳統并不是截然對立的，傳統向現代的發展體現出連續性、繼承性。世界現代化進程充分說明，各個國家的現代化都具有明顯的獨特性，其表現就是由于各國獨特的經濟、政治和文化背景，從而使各國的現代化既有共同性也有其獨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