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序幕。中國的改革始于農村，農村改革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對傳統公有制形式的突破。農村實行包產到戶，繼而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主要生產資料——土地為勞動者集體所有，農民個人獲得了直接支配使用權和部分收益所有權，即“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農村這種集體所有、個人經營的新型公有制形式，適應了當時農村的生產力水平，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使農村社會生產力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從1979年到1984年的短短5年多時間內，中國廣大農村基本上解決了溫飽問題。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把中國改革的重點由農村轉移到城市，個體私營外資經濟有了較快的增長。同時，農村鄉鎮企業異軍突起，蓬勃發展。從1984年到1988年的4年中，我國國民經濟上了一個新臺階。黨的十四大以來，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對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作了重新定位，促進了包括公有制經濟在內的多種所有制經濟的快速發展。尤其是黨的十五大以后，在所有制理論上進行了一系列的新突破，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這一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得以確立。

縱觀新中國成立以來所有制結構的演變，可以發現：60年來，我國國民經濟發展有兩個最好時期，一是“一五”時期，二是改革開放時期。而這兩個時期都是在所有制結構上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時期。所不同的是，前一個時期的推動力，是由私有制向公有制轉變所釋放出的能量；而后一個時期的推動力，則是由單一公有制向多種所有制轉變所釋放出的能量。但是不管從什么角度看，似乎都可以得出一個共同結論：：什么時候堅持多種所有制結構，什么時候就能調動各個方面積極性，經濟就能得到較快的發展；什么時候是單一的所有制結構，不管是單一私有制，還是單一公有制，都不利于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不利于中國經濟的發展。這就是現階段中國的國情，這就是生產關系一定要適應生產力發展水平的規律。

基本經濟制度的堅持與發展

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的共同發展，這一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是新中國60年發展實踐做出的正確選擇。堅持這一制度就會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否定這一制度就會阻礙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這是毫無疑問的。然而，社會生產力是不斷發展的。在生產力發展的過程中要不斷完善和發展這一制度，這也是毫無疑問的。問題在于：怎樣才能實現在堅持中發展，在發展中堅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