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破解各種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

首先，重啟多哈回合談判。最大限度地保護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最不發達國家的貿易利益，維護我國及地區共同的核心利益，避免世界各國陷入貿易戰、貶值戰、政治戰陷阱之中，在全球有效需求大幅萎縮的條件下，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

其次，要高度重視新貿易保護主義傾向。尤其是歐美國家以減少碳排放為題，提出碳泄漏、碳關稅、或過高的環境和排放標準，損害我國長遠和根本利益的新情況和新問題。要高度關注以美國為首的反補貼、勞工標準、國有企業和競爭政策、主權財富基金等為由對我國設置新貿易障礙。

再次，要針鋒相對地反對各種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尤其在發達國家掌握多邊貿易規則制定的主導權和話語權的情況下，研究制定有利、有理、有節的應對預案和策略。

八、穩健推進人民幣的區域化和國際化進程

首先，作為對沖全球系統性風險的重要手段，我國應考慮在未來十年內分階段建立對全球或地區開放的匯市、股市、期市、債市及金融衍生工具市場體系，為實體經濟提供相關的金融和風險管理服務工具。這必然會涉及我國上海國際金融中心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各自定位及分工合作關系問題。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不斷提升，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人才、資本、產業的國際化程度，取決于金融市場深化、虛擬化和一體化程度，也取決于有效金融監管體系和機制的建立和日益完善。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不斷提升，也取決于其在全球范圍內的金融創新和市場深化的綜合能力，取決于其區域金融和實體資源的整合能力和創造力，更取決于兩岸及內地與港澳的金融競爭與合作所煥發出來的強大發展動力。由此可見，無論是上海還是香港，要成為亞洲的華爾街都需要進行大的轉型。最終的決定仍取決于市場的力量和全球投資者的認可。

其次，加快推進人民幣結算的試點和推廣。由于人民幣結算及國際化有利于抵補企業跨境交易的貨幣和金融風險，有利于降低國民跨境交易成本和風險，有利于提供跨境貨幣和金融交換便利和自由化，因此，應在試點基礎上加快推行，包括擴大人民幣結算的金額、地域和業務范圍，尤其是通過香港、澳門地區人民幣業務清算行進行人民幣資金的跨境結算和清算，培育人民幣離岸業務和離岸市場。

再次，“十二五”時期保持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定，同時加快推進要素價格市場化改革步伐。加快推進人民幣匯率風險防范的市場體系建設，加快推進國際收支、外匯儲備和對外貿易差額之間的統籌協調和戰略性調整，對轉變外貿增長方式、提升出口競爭力、增強進口保障作用，既是重大機遇，也是嚴峻挑戰。

九、對外貿易戰略性調整與城市化發展之間的聯系越來越密切

2008年，我國城鎮化水平45.7%，進入城市化加速發展時期。作為一個大國，我國的出口結構和就業結構在滿足基本需求、多樣性需求和高端需求的不同生產和服務層次上明顯呈現出多元化的特征。要真正實現從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的轉變，既要解決好勞動密集型中小出口企業、服務外包企業、傳統跨境服務企業的發展問題，又要解決好人力資本密集型、物質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的先進制造業、高新技術產業、現代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問題。兩者之間的主要差異在于，傳統勞動力密集型生產和服務企業的發展，主要是創造農民工和普通勞動力的就業需求。由于國內勞動力自由流動的障礙較小，出口導向的生產和服務企業主要設立在東部沿海地區貿易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條件最好的地區或中小城市，如珠江口東岸、蘇南、寧波、溫州等地。

然而，日益國際化的先進制造業、高新技術企業、現代服務業主要是人才、技術、資本密集型企業，人力資源需求主要是全球化和多層次人才，尤其是高素質專才，其就業場所大多建立在國際大都市或中心城市的核心城區，并與子城市體系、周邊城市形成梯次分工與專業化的經濟聯系。對外貿易下一步的發展，在空間上將遵循“地方不在大，集聚就行”，如日本三大都市圈，集中了GDP的73.6%，人口的68.7%。世界銀行最新研究報告提出，世界是不平的，世界半數生產活動位于1.5%的陸地區域。美、日、歐的總人口不到10億人，卻集中了世界75%的財富。同樣，運輸和通訊科技革命降低運費的結果，進一步密切了核心區與周邊地區的貿易關系，而不是遠距離區域的貿易關系。因此，“十二五”時期，我國對外貿易要更加重視解決商品和服務、資本和勞動、信息和觀念跨區域流動的困難，消除對外貿易發展的各種流動性體制和其他障礙，促進內外貿易一體化的市場體制機制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