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應急管理體制雖經改革有了很大進步，但仍然存在部門分割、條塊分治、整合不夠、信息不暢、責任不明、主體單一等問題。不少學者對此進行了開創性的研究。有學者從組織機構、運作機制、法制建設、預案體系建設和技術支撐體系五個方面提出了我國應急管理體制的發展對策；［12］有學者提出分兩個階段建立綜合化的應急管理體制，第一階段主要是建立不同類型公共危機的綜合協調機構，加大其對應急管理系統的統一集中管理功能，第二階段主要是實現應急管理系統的全面整合， 并在運行機制和法制保障得到加強的同時， 提高我國應急管理體系的綜合化、信息化、專業化和現代化水平。除此之外，有學者嘗試從一些新的角度進行應急管理體系研究，例如，將“協同學”納入應急管理體系建設的視角。［13］結合實踐的需要，應急管理體制研究應向著分級響應、條塊結合、屬地為主的綜合化方向發展。

政府一直把加快建立健全各種突發事件應急機制作為提高政府應對公共危機的能力的重要途徑。構建統一指揮、反應靈敏、協調有序、運轉高效的應急管理機制思路對于實踐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經過幾年的實踐努力，我國初步建立了應急監測預警機制、信息溝通機制、應急決策和協調機制、分級負責與響應機制、社會動員機制、應急資源配置與征用機制、獎懲機制、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機制、城鄉社區管理機制、政府與公眾聯動機制、國際協調機制等應急機制。

目前國內關于應急管理機制的研究在整體上處于起步階段。有的學者認為，應急管理機制包含預警機制、處置機制和輔助機制三個部分［14］；有的學者分別從指導思想、工作原則、途徑和方法以及需要注意的問題等幾個方面研究應急機制建設。［15］中國行政管理課題組認為，應從統一領導和總體協調機制、中樞應急決策和信息傳遞機制、分類管理和分級響應機制、平戰結合的應急保障機制、全面減災防災機制等方面加強政府應急機制建設。［16］反觀目前學術界對應急管理機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過程機制和保障機制兩個角度，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更加全面的研究還有待深入，特別是需要明確應急管理機制構成的具體內涵，從實質內涵和外在形式上進行分析，有針對性地提出適合中國國情的應急管理機制。

和應急管理的預案、體制、機制建設相比，應急管理的法制研究則要早得多，可以追溯到行政法學早期對緊急狀態的研究。其中，有代表性的著作有莫紀宏等著《緊急狀態法學》等。2004年憲法中的“戒嚴”修改為“緊急狀態”，標志著我國對緊急危機認識和危機管理應急處置等方面的發展與提升，同時進一步促進了我國應急管理法制研究的發展。法律手段是應對突發公共事件最基本、最主要的手段。應急管理法制建設，就是依法開展應急工作，努力使突發公共事件的應急處置走向規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軌道，使政府和公民在突發公共事件中明確權利和義務，既使政府得到高度授權，維護國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又使公民基本權益得到最大限度的保護。在宏觀層面的法制體系研究方面，有學者認為，公共應急法制建設是一項宏大的社會系統工程， 主要內容包括主要特征、基本要素、制度環節，現實狀況與突出問題、完善對策與評價體系。［17］有學者從我國緊急狀態法的法律體系入手，提出了中國緊急狀態法的主要制度和立法構想。［18］還有學者從綜合減災的角度，構建了《綜合減災法》編研框架。［19］隨后一些學者相繼從公民權利、行政程序、政府義務、行政指導等不同角度開展了比較深入的中觀、微觀層面研究，比如，有學者認為，法學界和實務界忽視了行政應急性原則在整個行政法制建設中的應有地位和作用，必須注意將行政應急原則列入我國行政法的基本原則體系。有的學者從新危險因素的角度闡述了應急立法的背景，認為新危險因素導致國家應急職權和公民應急權利和義務的新關系要求新體制和新機制的建立。還有的學者提出應急能力分為克服能力和法律能力，進而提出應急法律能力的首要問題和基本問題。［20］不論是從突發事件應對法的理論框架著手，還是從應急法律的理念、原則、構成要素以及評價體系的分析切入，這一系列研究對《緊急狀態法》的起草到《突發事件應對法》的出臺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隨著《突發事件應對法》的頒布，研究者們又將研究重點轉向應急法律實踐，認為通過法制創新，在常態下就擴大公眾參與應急管理的預防工作，提高應急法制的實效性。不少學者結合實地情況，研究了地方應急管理立法問題，如莫紀宏編著的《非典時期的非常法治：中國災害法與緊急狀態一瞥》，應松年主編的《突發公共事件——法律制度研究》，馬懷德編著的《應急反應的法學思考(非典法律問題研究)》，韓大元、莫于川主編的《應急法制論——突發事件應對機制的法律問題研究》就是這期間的主要學術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