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30年以來，我們國家一些區域的鄉村城鎮化已經趨近甚至超過了50%的水平。進入21世紀以來，我們國家的一些大城市區域的鄉村城鎮化呈現出世所罕見的艱巨、復雜和繁重的特征。面對可持續發展的城鎮化進程的新課題、新問題，中國該如何思考和安排未來的城鎮化道路，從發達工業化國家那里借鑒什么經驗，記者訪問了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教授葉齊茂先生。

葉齊茂教授認為，我國的城鎮化目前面臨的主要幾個情況是：城鎮郊區鄉村推進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關系到城鄉人民群眾切身利益和城鎮的生存發展，但是城鎮郊區鄉村的人力物力難以單獨勝任；在城鎮郊區鄉村采取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的經濟發展方式勢在必行，但是在保護基本農田和強化農業基礎地位方面所面臨的城鎮開發市場壓力巨大；在城鎮郊區鄉村發展特色農業和特色農產品加工業，拓寬郊區農民就業和增收渠道相對容易，但是要在郊區鄉村實現中等收入家庭占多數尚需郊區鄉村就業結構和鄉村居民點建設用地制度的改革；在城鎮郊區鄉村保持社會和諧穩定十分關鍵，但是單純依靠經濟補償和行政干預的方式難以解決郊區城鄉利益沖突。

德國的城鎮化做得“較好”

在如何評價發達工業化國家在可持續發展的城鎮化進程中的經驗時，葉教授說：

發達工業化國家在回答這些問題時也的確存在“好”、“較好”和“不好”的差別，在城鎮化、郊區化和郊區鄉村發展上留下了許多值得汲取的教訓和經驗。我們需要樹立世界眼光，加強戰略思維。概括地講，美國人在都市郊區發展上做得最不好，戰后以來城市正在以失控狀態蔓延，以致創造了一個“無邊的城市”。正因為如此，他們才編制出各式各樣的規劃設計方案，特別是新城市規劃，試圖糾正其郊區發展上的錯誤。

相比較而言，德國人要做得好得多。德國的城鎮化和在這個過程中的鄉村建設仍然是理解發達工業化國家城鎮化的核心部分。這倒不是因為它的模式領導著世界城鎮化和鄉村建設，而是因為它的城鎮規劃傳統、它的鄉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的建設和管理模式，特別是它在鄉村城鎮化過程中采取的一些做法，深刻地影響了歐洲其它國家。

最近由湖北省和武漢市人民政府與德國政府聯合舉辦的，以“可持續發展的城市化進程”為主題的“德中同行”友好交流活動，就是一次了解德國人如何正在實現可持續城市發展理想的機會。我們可以與他們分享戰后60年鄉村城鎮化過程中成功的經驗，如怎樣建設一個可持續發展的城市群，怎樣建設環境友好型和資源節約型的交通體系，怎樣建立起一個低碳和循環的生態文明。我們也可以批判地審視他們在鄉村城鎮化過程中的那些痛苦的教訓，如傳統的現代工業如何讓魯爾工業區付出沉重環境代價，傳統的采掘業如何摧毀了萊比錫盆地的生態系統，博登湖沿岸快速的人口增長及經濟發展導致博登湖水不能飲用。

需要注意的是，這類交流，甚至包括出國考察，常常因為我們視野較為狹窄，思想解放不夠，或者說沒有脫離自己的思維慣性，沒有理解這些經驗背后的社會經濟和制度背景，而喪失掉吸取他人經驗的機會。例如，在德國，談論一座城鎮的發展似乎是沒有基礎的，所有的城鎮都是處在一個發展的城市群中，又各自在生產力布局上具有自己的相對獨立性，如就業和服務；在德國，解決城市交通問題的首選方案可能是減少私人車輛的出行，增加私人車輛出行的相對限制，提高全民節能減排意識，而不再依靠修建更多更寬的道路；在德國，推進鄉村城鎮化主要是在追求提高鄉村地區基礎設施的水平，而非把人口高度集中到已有的城鎮中去；在德國，解決城市水資源及其管理問題時，涉及的地域范圍可能遠遠超出一座城鎮本身，而在流域或水域的尺度上尋找統籌兼顧的解決方案。所以，說一句“發達國家的經驗不符合中國實際”容易，而真正領會“發達國家某條經驗”中值得汲取的精髓，既需要解放思想，還需要有創新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