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北京10月15日電（記者　陳葉軍）中國社科院研究所研究員、所長助理陳紅太今天下午作客人民網·人民議事廳，解析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陳紅太分析，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結束了過去主要追究行政問責的做法，現在黨的書記也要承擔責任。此外，經濟責任審計真正起到避免領導“帶病上崗”，規范領導干部經濟責任行為，起到了預警作用。

《決定》關于黨員監督權在這方面規定得比較多，陳紅太舉例解釋說，比如推進權力運行程序化和公開透明。凡是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重大決策都得向社會公開，滿足黨員群眾的知情權。比如，推行黨政領導干部的問責制、廉政承諾制、行政執法責任制，還有完善黨政主要領導干部和國有企業領導人經濟責任審計制度，加強對財政投資資金和重大財政項目的審計。這些規定都是基于地方所創造的一些經驗，也已形成了對權力監督的一些有效的措施。比如領導干部問責這個問題，行政問責就比較早了，從2003年非典事件以后，我們國家行政問責就在各地普遍推行。2009年7月份，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又印發了《關于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實際上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結束了過去主要追究行政問責，現在黨的書記也要承擔責任。

陳紅太補充說，經濟責任審計制度，過去主要是對領導干部離任以后進行經濟責任審計，現在一些地方不是，他們在探索如何把經濟責任審計前移，移到任中和任前，遼寧搞任前，桂林搞任中。實際上主要是發揮責任審計的更大效能，使經濟責任審計真正起到避免領導“帶病上崗”，規范領導干部經濟責任行為，起到了預警作用。

“權力的監督和制約最主要是要實現不僅僅靠法制和制度化的制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實行民主監督和法治監督的兩者有機結合，僅有法治和制度化的監督，這個效率是有限的，它不足以使手中握有重權的干部產生心理危機，但是要把民主監督和法治監督結合起來，效果會成倍增加，民主監督的首選就是公推直選。這項制度的好處是，干部通過選舉上來以后，要對它的選舉承諾負責任，要對它授權的人負責任。再一個是帶有剛性的，有嚴格的獎懲制度，民主測評制度，其好處就是把這種監督和干部的激勵獎懲結合起來，把法治監督和民主監督結合起來，效率和威力就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