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貧窮走向富裕，從封閉走向開放，從落后走向進步，從弱小走向強大，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我們用幾十年的時間走過了其他國家幾百年的發展歷程。“中國只用了30年時間，就基本實現了歐洲用兩個世紀才完成的工業化、城市化和社會轉型。”印度經濟學家莫漢·古魯斯瓦米則說，“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像中國這樣在如此長的時間內保持這么高增長速度的國家……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驗證了中國領導人的高瞻遠矚。”

我們可以預計，當未來的歷史學家研究中國發展史時，這60年注定要成為最耀眼的篇章，因為她深刻地改變了中國人民、中華民族的命運，改變了全球發展的格局和世界歷史的走向。

“中國模式”初現端倪

60年的輝煌成就，讓人們認清了一條成功發展的中國道路，讓世界在其他發展模式之外看見了另外一種模式——“中國模式”。目前，越來越多的人以不同方式、從不同角度解讀“中國模式”。中國香港《鏡報》月刊指出：“‘中國模式’的驚人之處在于，中國近30年來在相對穩定的政治環境中保持了較快增長，這樣一個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曾經貧困的國家，能取得如此持續的發展本身就是一個奇跡。”

汪玉凱說，共產黨執政60年，中國模式已經初現端倪。盡管對“中國模式”大家有不少分歧，但“中國模式”我們應該肯定。我們沒有復制西方發達國家的道路，沒有多黨輪流執政，沒有搞議會制，但取得了驕人的成績。

這位行政學專家指出，“中國模式”已呈現三個特點：

首先是在市場經濟和國家宏觀調控中找到契合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使市場機制在國家宏觀調控中對資源配置發揮基礎性作用，讓市場“無形之手”與政府“有形之手”圍繞促進經濟發展與社會公平的目標相互配合、互為補充，從而克服市場的周期性顛簸和公平缺失，讓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從而有利于實現經濟協調發展、持久繁榮。

其次，政治社會大體保持了穩定。與多黨輪流執政不同的是，我們實行的是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與西方議會制不同的是，我們實行的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些有別于西方政治制度的獨特的政治設計，大體上保持了中國政治社會的穩定，為國家的現代化發展提供了很好的環境。正如有評論說，“中國模式”的成功經驗，在于正確處理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在一個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中確保經濟社會持續、快速發展；在快速發展中，既克服了資本主義經濟周期性波動的難題，又避免了一些轉軌經濟體實施“休克療法”導致的社會動蕩。

此外，中國在不斷調整政府、國家和社會的關系，社會發展的空間逐漸擴大。無論是NGO生長，還是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組織自由空間的擴展，目前的情形與計劃經濟時期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美國作家羅伯特·庫恩博士饒有興致地對“中國模式”進行了概括：“這是一個新型且系統的發展模式，它包括強勁的經濟增長速度，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在非公有制經濟下的自由市場，依法治國，鼓勵科技創新，充實文化和精神領域，愛國主義和對中華文明的自豪感，環境保護，關注民生，以及縮小社會收入差距的一系列民生措施，等等。”

“堅持把思想理論建設放在首位，提高全黨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堅持把推進黨的建設偉大工程同推進黨領導的偉大事業緊密結合起來，保證黨始終成為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堅持以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為主線，保證黨始終走在時代前列”，“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堅持改革創新，增強黨的生機活力”，“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提高管黨治黨水平”——前不久閉幕的十七屆四中全會，用6個“堅持”科學概括了中國共產黨在60年執政黨建設實踐中積累的基本經驗。這是繼黨的十六大科學總結黨領導人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經驗、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科學總結黨執政55年的主要經驗后，第一次從執政黨建設的角度總結基本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