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僅如此，美國還故意制造假新聞以迷惑視聽，在伊戰期間，電視上出現過一個住在堪薩斯的伊裔美國人興高采烈地對著鏡頭說：“謝謝你，布什。謝謝你，美國”。事后才知道這是美國國務院精心安排的“杰作”。伊戰期間，布什出訪，總是遇到示威抗議，為了抵消這些新聞，白宮官方網站刊載了布什出訪受到“熱情歡迎”的報道和畫面。在戰爭中，連伊拉克民眾推倒薩達姆的雕像也是苦心導演出來的。據紐約時報提供的數據，布什政府在其第一屆任期的四年中，向全國各州電視臺和大報提供了幾百條“新聞”供媒體播發，而且絕對不說明這些新聞是由政府“加工制造”的。

此外，美國政府還運用行政權力和金錢來打壓說真話的媒體和新聞記者。在伊戰中，至少有四名記者或主播因為不聽話、或違規講了真話、或發表了不利于軍方的報道而被趕走。另外，政府還出錢雇用“制造新聞”的公司，不惜給豐厚的報酬；美國軍方在伊拉克還以付費的方式讓伊拉克媒體刊登有利于美軍的新聞。總之，在使用槍炮的同時，美國還以金錢來收買輿論工具使之成為“御用”，所謂“新聞自由”在這里成了任人揉捏的面團。

連《紐約時報》也曾批評過美國政府的這種善于“包裝”的“不正當宣傳”。該報曾刊發過一篇《布什當政：一個預先包裝的電視新聞時代》，批評政府控制新聞是家常便飯。但布什卻親自出面辯解說：這些行為是合法的，而且他不會停止這種違背“新聞自由”的行徑。對于美國新聞業的這種現狀，美國報業專欄作家克魯格曼說：“在這個國家，我們確實沒有書報檢查，找到不同的觀點仍然是可能的。但我們確實有一個制度，在這個制度里，主要的媒體公司以取悅執政黨的方式去報道新聞。”這種“制度”加上政府的操縱，美國的“新聞自由”就成了泡影。

西方國家總是以“新聞自由”來責難社會主義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其目的是為干涉別國內政找借口。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美國、英國都沒有《新聞法》，在出版法中只含糊地提出“出版自由”的模糊概念，根本沒有“新聞自由”的概念，但其政治家和媒體大亨總是咄咄逼人地批判別人沒有“新聞自由”。他們依仗其輿論力量的優勢去顛覆他們不喜歡的政權，蘇聯、東歐的劇變就是明證。而在他們國內，則利用各種法規限制新聞、言論、出版自由。所以，許多西方國家的新聞學專家不相信什么“新聞自由”。法國的貝爾納·瓦耶納教授在其《現代新聞學》中說：“所有的政府都是以主權原則為理由，要對新聞的輸出或輸入進行獨家控制”。日本的和田洋一教授在其《新聞學概論》中也指出：“國際報道實際上是處于西方經濟發達國家通訊社的壟斷之下的”，“在日本是信息輸入國這一點上，可以說同發展中國家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從新聞自由這一點上看，日本又將站在發達國家的立場上應付發展中國家”。

西方一些政治家和理論家喋喋不休地對別人大念“新聞自由”的目的何在呢？就是要制造一個幻象來恐嚇、挾制別人。馬克思早就指出了資產階級這種虛偽性。他說：“在貴族統治時期占統治地位的是忠誠、信義等等概念，而在資產階級統治時期占統治地位的則是自由、平等等等概念。總之，統治階級自己為自己編造出諸如此類的幻想。”（《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上>第53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當工人階級揭露資本主義殘酷的原始積累時，他們便編造“原罪”的神話，“反復念叨這種乏味的兒童故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220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為其剝削罪行開脫。像封建貴族一樣，他們也學會“把乞食袋當做旗幟來揮舞”，以欺騙人民。“新聞自由”就是資產階級用以恐嚇、攻擊社會主義國家的虛幻的神話，至于他們自己是決不會真正實行的。

20世紀新聞事業的發達與進步彰顯了人類追求真理、光明與進步的歷程。那些為人類進步事業奮斗的許多記者付出了他們一生的辛勞甚至生命，他們為此受到了資產階級的殘酷迫害。記錄巴黎公社斗爭的利沙加勒曾被法國政府拘禁，公社失敗后流亡國外，得到馬克思的支持，才得以出版《一八七一年公社史》。報道十月革命的美國記者約翰·里德，遭到美國政府迫害，兩次被捕，最后在蘇聯出版了他的著作。采訪過蘇聯的記者斯特朗一回到美國，就被聯邦調查局塞給一張傳票，要她當天就出席法庭受審，家中被安裝竊聽器，一直被折磨病倒。到過中國紅區的美國記者、作家史沫特萊，被麥克阿瑟將軍指控為間諜。采訪過毛澤東的斯諾受麥卡錫主義迫害，流亡瑞士而病死。即使一直生活在資本主義社會，與社會主義毫不沾邊的德國記者君特·瓦爾拉夫，也因為揭露資本家的殘酷剝削，一再被大企業主以“誹謗罪”告上法庭。20世紀這些記者的典型遭遇，充分暴露了資本主義國家所謂“新聞自由”的虛偽性。

（作者尹均生：華中師范大學新聞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