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關于黨的基層組織建設。重視黨的基層組織建設，是我們黨的組織優勢。新中國成立初期，為鞏固政權和發展經濟的需要，從1951年到1954年進行的整黨，對黨員開展了在執政情況下怎樣做一個合格共產黨員的教育，清理了黨員隊伍中的不純分子和消極落后分子，同時開展了發展新黨員和建立新的基層黨組織的工作。上世紀六十年代初，中央制定了農村、工業企業、商業企業三個黨的組織工作條例，推進黨的基層組織建設制度化、規范化。改革開放以后，針對基層黨組織建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中央制定了全面推進農村、企業、城市社區和機關、學校、新經濟組織和新社會組織等基層黨組織建設的方針和措施。各級黨組織在實踐中積極進行調整基層黨組織設置方式、改進工作方法、創新活動內容、完善職能作用的探索，積累了新鮮經驗，擴大了基層黨組織的覆蓋面，增強了基層黨組織的戰斗力。2008年，黨的基層組織從新中國成立之初的25萬個增加到371.8萬個，黨員總數由580萬名增加到7593萬名，形成了遍布全國、覆蓋各個領域的基層組織體系。改革開放以來，大批生產一線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大學生以及一些新社會階層中的先進分子加入到黨組織中來，黨員隊伍的素質、結構和分布更加適應新形勢新任務的要求。60年來，我們黨能夠長期穩固地執掌政權、完成在不同歷史時期的執政使命，是同不斷加強和改進基層黨組織建設，各條戰線的基層黨組織發揮戰斗堡壘作用、廣大黨員發揮先鋒模范作用密不可分的。

（五）關于黨的作風建設。在革命戰爭年代，我們黨形成的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和自我批評三大作風，成為克敵制勝的力量源泉和有效法寶，是我們黨執政的寶貴精神財富。新中國成立以后，黨處在執政地位，獲得了更好地為人民服務的條件，同時一些黨員干部沾染不良風氣、脫離群眾的危險也大大增加。1950年5月，黨中央發出指示，在全黨范圍進行大規模的整風運動，克服上級機關的官僚主義、居功自傲情緒和“革命到頭”思想。1951年開始的整黨，著重解決黨內思想不純和組織不純等問題。1956年黨的八大以后到“文化大革命”前，盡管我國的建設事業經歷曲折，但全黨的精神風貌是好的。在國內發生嚴重經濟困難、外部受到戰爭威脅和巨大壓力的情況下，黨和人民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不怕挫折，頂住壓力，團結一致，艱苦奮斗，依然以無比的英雄氣概和高昂的熱情投身建設事業。在那個激情燃燒的年代，廣大黨員干部中涌現出大量可歌可泣的優秀典型和先進人物。

改革開放以后，我們黨充分認識到在長期執政條件下、在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環境中，黨的作風方面的問題、脫離群眾的問題會比以往凸顯出來，因而高度重視黨的作風建設，堅持不懈地采取一系列措施防止和糾正不正之風。從1983年開始，用三年半的時間對黨的作風和組織進行了整頓。1990年3月，黨的十三屆六中全會通過《關于加強黨同人民群眾聯系的決定》。2001年9月召開的黨的十五屆六中全會作出《關于加強黨的作風建設的決定》，提出“八個堅持、八個反對”的作風建設新要求。黨的十六大以來，黨中央大力倡導弘揚優良傳統作風，帶頭樹立為民、務實、清廉形象；各級黨委在解決思想作風、學風、工作作風、領導作風和干部生活作風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重要成效。60年的實踐證明，執政黨的作風，關系黨的形象，關系人心向背，關系黨的生命。以密切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為重點加強黨的作風建設，是長期執政條件下黨的建設一項重大而長期的任務。

（六）關于黨的制度建設。實現黨和國家的長治久安，必須依靠制度的保障，因為制度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新中國成立后，我們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對社會主義條件下黨的制度建設也進行了探索和嘗試。黨的八大明確提出：黨的各級委員會實行集體領導和個人分工負責相結合的制度。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把制度建設作為一項重要的基礎性建設貫穿于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各個方面，努力探索從制度上加強黨的建設的新經驗。黨章是黨的根本規章，黨章的修改和完善是黨的制度建設的最重要內容。黨的十二大制定了新黨章，之后經過黨的十三大到十七大歷次黨代會的修改，黨章不斷得到充實、豐富和完善。1980年2月，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討論通過《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同年8月，鄧小平同志發表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重要講話，是加強黨的制度建設的綱領性文獻。此外，《中國共產黨地方委員會工作條例（試行）》、《中國共產黨黨員權利保障條例》的制定和修改，黨的各級代表大會代表任期制、黨內選舉制度、黨的地方各級全委會和常委會工作機制、干部人事制度、黨務公開制度、巡視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以及黨代表大會常任制在一些縣（市、區）的試行，使黨的制度建設取得了實質性進步，并發揮了越來越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