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經濟總量占世界經濟的比重不斷上升,人們的生活水平也在逐步提高。但是隨著20世紀80年代以來金融全球化進程和信息技術革命的加快發展,我國同時面臨著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和信息化社會轉變的雙重轉型挑戰,這種挑戰對產業升級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變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傳統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以大量使用廉價勞動力和自然資源、出口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要特征,因而對外需的依存度很高。與經濟高速增長相伴隨的是內需的疲軟,技術發展水平落后于國際技術前沿,中國位于國際垂直分工體系和產業鏈的末端。近年來,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使世界消費需求大幅縮減。受此影響,我國出口行業出現大面積虧損,珠三角和長三角地區眾多加工貿易企業倒閉。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趨緩,就業壓力加大。嚴酷的現實再次證明:經濟追趕不能建立在基于資源和勞動力的比較優勢之上,必須以動態的技術變遷和產業升級為基礎,否則這種追趕就會失去應有的意義。

　　在“雙重轉型”和金融危機的背景下,進行產業升級和增長方式的變革,其意義十分重大。我國目前的技術發展水平不高,與國際技術前沿之間存在較大差距,如果根據靜態的比較優勢理論來制定經濟發展戰略和政策,將技術變遷、產業升級與經濟追趕看作是一個“自然的”歷史過程,那么可以預期中國將會離技術前沿越來越遠,也必然導致建立在低技術基礎之上的產業和經濟體系受制于外部力量,對我國的經濟安全構成威脅。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是吸納就業人口(尤其是巨大的隱性失業人口)的現實選擇,但如果將基于資源和勞動力成本的比較優勢上升到戰略高度,那么這種選擇短期內固然可以提高經濟總量,但長期如此,就會不利于企業加快技術學習和技術變革速度,產業升級缺乏技術支撐,最終也就難以實現經濟追趕。

　　從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發展歷程來看,建立基于技術的動態優勢生產那些需求彈性比較高、學習機會比較多的產品,是構建產業國際競爭力和進行產業升級的重要內容。它們的歷史經驗也表明比較優勢是可以重塑的。比較優勢理論雖然是一種基于絕對和相對價格的靜態比較優勢假說,無法解釋動態的經濟追趕和產業升級問題,但卻以一種中國所獨有的方式盛行于產業界和政策制定者之中,“以市場換技術”就是從比較優勢理論中衍生出來的政策推理。任何政策都具有兩面性,問題是長期執行“以市場換技術”戰略使整個產業鏈都被鎖定在特定的軌道上,對產業升級和增長方式轉變形成了制約,其消極效應越來越明顯。例如,許多關聯度高、聯系效應比較大的支柱性產業(例如裝備制造業等)所使用的技術和設備無法滿足相關產業的需求,不得不依賴外國的技術供給,技術依賴造成了產業的空心化。國際金融危機的巨大沖擊使企業和政策制定者認識到自主創新的重要性,但如果不改變比較優勢的思維定勢,在新一輪產業轉移浪潮中可能還是基于資源和勞動力成本的比較優勢建立產業體系,其后果可想而知。傳統的增長方式與大規模引進外資、依靠外需拉動增長緊密聯系在一起,這種外源性的發展模式,不可能作為大國經濟發展的長期模式。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自主創新和擴大內需兩大戰略的提出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自主創新的真正內涵是在消化、吸收先進技術的過程中進行自主學習和研發,基于自主創新和技術升級建立內源性的產業體系,這需要國內需求的支撐。本次國際金融危機所導致的企業倒閉浪潮與我國長期倚重基于勞動力成本和資源比較優勢的發展戰略有關。這種依賴外需和外部技術供給的發展模式是脆弱的。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本身也是稀缺資源,“以市場換技術”的發展戰略使我國失去了部分內部市場,但并沒有獲取相應的核心技術,內生技術能力也沒有得到實質性提升。產業升級要求以特定的“追趕型”產業為基礎構建技術動態,而內需可以為產業升級提供強大支撐。對于目前的中國來說,產業升級是社會轉型過程的一部分,產業升級本身也需要一個“大轉型”過程。擴大內需不僅僅是為了緩解目前的經濟危機,也是化解產業結構矛盾、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重要途徑。

　　在傳統的增長方式下,我國的工資在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較低。與其他國家相比,目前我國在關涉民生的社會福利、醫療衛生、住房和教育等領域的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也偏低。因此,盡管中國擁有巨額的居民儲蓄,卻無法轉化為有效的消費需求,內需增速較慢。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變革,需要對社會福利、醫療衛生、住房和教育等民眾比較關切的領域進行改革,解除民眾的后顧之憂,才能從根本上拉動內需,才能為產業升級和增長方式的變革提供支持。

　　從長期來看,產業學習和企業層面的技術能力積累是經濟增長和發展以及國家競爭力的關鍵來源。因此,在技術變革日新月異的今天,應繼續堅持改革開放,利用國家政策的導向作用,構建一個開放的、動態的、以企業為中心的國家創新體系,加快企業和產業層面的技術學習速度,充分挖掘國內需求的潛力,摒棄比較優勢理論的思維定勢,在戰略性部門和關鍵的支柱產業中提升現有的知識基礎和技術能力,逐漸進入那些技術機會比較多、附加值比較高的制造業和服務業環節或領域,為產業升級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變革奠定基礎。(蔣澤敏　唐松　宋宗宏/武漢大學）

　（責編：陶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