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必須承擔修改和平憲法引發的嚴重后果

日本擺脫戰后體制、否定和平發展的傾向，值得亞洲國家和國際社會高度警惕。

“中國人民擔心日本有很少很少一部分人，其中可能有的是有政治影響的人，存在復活軍國主義的傾向。”

這是中國領導人鄧小平1987年對宇都宮德馬等日本朋友講過的一段話。令人遺憾的是，時隔20多年后，這個論斷的現實針對性絲毫沒有減弱。眾議院選舉前后，日本一些政客拿關乎國家前途、亞洲安寧的和平憲法開涮，著實有些過火了。

明治維新以后，日本于1890年開展實施《大日本帝國憲法》，隨即迅速走上擴張軍備，發動侵略戰爭的軍國主義道路。在推行《大日本帝國憲法》期間，日本一共發動了11次侵略戰爭，其中包括中日甲午戰爭、日俄戰爭、九一八事變、全面侵華戰爭、太平洋戰爭等，給亞洲和世界人民帶來極大災難。

1947年確立的和平憲法,就是要徹底打破日本對外侵略擴張、對內軍事統治的政治體制，徹底消除發動侵略戰爭的軍國主義，清除發動戰爭的土壤。日本右翼勢力對和平憲法基本原則帶有本能的抵觸情緒。自民黨建黨綱領明言“謀求自主地修改憲法”。日本右翼勢力還煞有介事地搞出一套理論：在貿易立國、金融立國、科技立國和貨幣立國戰略下，急需“政治立國”，即實現“政治趕超”。而軍事手段的確立，無疑是實現其“政治立國”的支撐。

無視和平發展時代潮流，就明確宣示放棄“交戰權”的憲法第九條大做文章，日本政客究竟想干什么？是不是真的想突破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