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全球金融監管改革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隨著金融市場的發展，銀行經營面臨嚴格的分業管制限制，以至于上世紀90年代，在美國形成了“銀行衰退論”。因此，發展存貸業務以外的新金融業務，使商業銀行獲得更廣泛的盈利機會，成為當時金融改革的基本思想。美國的金融自由化，也正是通過階段性地放松“利率管制”、“業務范圍管制”開始起步的。而作為金融系統的維護手段，當時的美國金融改革在允許銀行從事適度的風險業務的同時，作為緩沖手段，政府監管部門要求銀行提高自有資本比例，維護銀行的健全性。兩相結合構建金融安全體系。這種金融自由化改革，使銀行業務范圍由傳統的存貸業務，發展為可提供全面金融服務的綜合業務。

冷戰結束后，全球市場統一，金融全球競爭上升為時代的主題。作為美國的主要競爭對手，歐洲的金融機構多屬于可兼營證券、保險等業務的綜合銀行集團，具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在此前提下，美國若想參與全球金融競爭，就必須放松銀行的業務范圍管制，為銀行展開全方位金融服務提供條件。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1933年制定的“分業經營”模式，逐漸得到改革，尤其是1999年美國新銀行法進一步允許“金融持股公司”成立，“分業經營體制”得到了較為徹底的改革。而1980年代后半期，“過于巨大，以至于無法破產”理念上升為一種潮流，發達國家的各類巨型跨國金融機構不斷發展，在金融系統中扮演重要角色。美歐銀行、證券、保險集團逐漸走向了綜合化和巨型化道路。

金融巨型化雖可在全球大競爭中避免破產，但也給金融經營者提供了“新的尋租機會”，即通過對金融系統的威懾，獲取了超額壟斷權力，衍生為一種政治問題。從2007年8月的次貸危機，到2008年的金融海嘯，乃至當前的歐洲主權債務危機，銀行集團的巨型化、寡頭化反而快速發展，引起發達國家的社會反叛，直逼政權穩定。

對此，G20峰會也從國際金融系統穩定角度，主張對重要的金融機構實施特別的國際協調監管。美國的新金融監管法案可謂適應全球金融改革潮流，迎合多方愿望的金融監管改革框架，或將對全球金融監管改革產生重要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