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對各個歷史時期社會主要矛盾的科學分析及其經驗啟示

門小軍

一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對各個歷史時期社會主要矛盾的科學分析和準確把握，順應了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重大變遷和歷史發展大勢，成為中國共產黨理論創新的邏輯起點和政策制定的現實依據。當前正處于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開局時期，回顧我們黨對社會主要矛盾的分析把握歷程，從中汲取經驗啟示，對于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主要歷程

一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圍繞世情、國情和民情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進行了科學分析，站在國家、民族和人民的立場上鮮明提出了不同時期的社會主要矛盾，以此作為制定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基本依據。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鴉片戰爭后，中國逐步滑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這是近代中國最基本的國情。1922年7月，黨的二大揭示出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1937年5月，毛澤東在黨的會議上指出，“帝國主義和中國之間的矛盾，封建制度和人民大眾之間的矛盾”，是中國很久以來“兩種劇烈的基本的矛盾”。經過不斷探索，1939年12月，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明確提出，“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構成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近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廓清決定了近代以來中華民族所面臨的兩大歷史任務，一是求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新中國成立伊始，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表現為人民大眾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殘余勢力之間的矛盾。經過三年努力，到1952年我國國民經濟得以恢復，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遺留任務，經濟、政治與社會面貌發生巨大變化。我們黨適時提出，“在打倒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后，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故不應再將民族資產階級稱為中間階級”，與之相適應，逐步完成“一化三改”，成為過渡時期的總路線。至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制度建立起來，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了根本性變化。1956年9月召開的黨的八大指出：“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黨的八大關于社會主要矛盾的正確判斷開啟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高潮，但后來我們黨對社會主要矛盾的分析判斷偏離了八大的正確方向，這給國家建設和發展帶來了不利影響。

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果斷停止“以階級斗爭為綱”，開始重新探討社會主要矛盾問題。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將社會主要矛盾表述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論斷提出后，得到歷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確認和發展完善：十二大報告指出，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是社會主義生產和建設的根本目的；十三大報告首次采用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社會主要矛盾的表述；十四大正式將其寫入黨章；十五大報告認為其貫穿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十六大報告堅持了此種表述；十七大報告提出“兩個沒有變”即初級階段的國情沒有變和現階段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取得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性成就，黨和國家事業全面開創新局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2017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九大提出了社會主要矛盾的最新論斷，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新論斷的提出有兩大背景。其一，歷經近4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已經從“一度瀕于崩潰的邊緣”，發展到2017年時GDP總量連續8年位居世界第二位，實現了從低收入國家到中等收入國家的跨越；生產力發展水平由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時的“很低”和1987年十三大時的“相當落后”，經由2007年十七大時的“總體上還不高”，發展到2017年十九大時的“總體上顯著提高，社會生產能力在很多方面進入世界前列”；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亦由改革開放伊始的“溫飽不足”，經由1987年時的“基本解決了人民的溫飽問題”發展到2017年時的“總體小康”，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廣泛，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其二，我們的工作仍存在許多不足，主要表現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問題尚未解決”“成為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約因素”。

經驗啟示

回顧我們黨對社會主要矛盾的分析把握歷程，目的在于分析和總結其中的經驗和教訓，以史為鑒，啟迪現實和未來。

只有始終站在人民立場上分析把握社會主要矛盾才能更好踐行初心擔當使命。一百年來，我們黨不管形勢如何變化，始終堅持人民立場，以民族大義和人民利益為重，以人民需要的變化和滿足情況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在遭受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雙重壓迫的近代中國社會，人民迫切要求徹底廢除帝國主義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和在華特權。中國革命的勝利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造就了我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是我國今后一切進步和發展的基礎。此后，黨的八大、十一屆六中全會和十九大，皆直接把人民作為社會主要矛盾的主體，把人民的需要狀況與人民需要的滿足狀況作為社會主要矛盾的兩個方面，進行表述轉換，貫穿其中的就是人民需要層次的不斷提升和需要范圍的不斷拓展：從八大指出“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到十一屆六中全會進一步明確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再到十九大提出“美好生活需要”，強調“更好滿足人民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方面日益增長的需要，更好推動人的全面發展、社會全面進步”。從歷史的長河來看，我們黨對社會主要矛盾的百年分析把握歷程，就是一部社會全面進步史和人的全面發展史，是一部不斷滿足人民需要，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的成就史。

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中，我們一定要深刻認識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帶來的新特征新要求，對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帶來的新矛盾新挑戰，保持戰略定力，發揚斗爭精神，以人民為中心，堅持不懈辦好自己的事，以新發展理念引領高質量發展，構建新發展格局，著力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和人民群眾急難愁盼問題，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不斷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只有堅持實事求是思想路線才能正確認清不同歷史時期的國情。黨對社會主要矛盾的百年分析把握歷程表明，凡是從基本國情出發，黨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就正確，反之則會出現失誤甚至錯誤。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之所以發生多次“左”傾錯誤，根本原因就在于未能認清中國的國情。正因如此，毛澤東指出：“認清中國社會的性質，就是說，認清中國的國情，乃是認清一切革命問題的基本的根據。”新中國成立后，黨正確分析新中國成立伊始和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社會實際，正確判斷社會主要矛盾，順利完成了政權鞏固和三大改造任務，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黨的八大把我國生產力發展還很落后這一基本國情突出出來，更新了對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歷史證明是正確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們黨恢復八大對基本國情的正確判斷，指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當代國情的最大實際，強調要大力發展生產力。經過改革開放近40年發展，我國進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以來的“落后的社會生產”和“物質文化需要”皆發生了新的階段性變化，黨的十九大正是立足此種變化，提出了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新論斷。

實際上，在黨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報告起草過程中，都有人提議修改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表述，但因為時機還不成熟，這個問題未有定論，直至黨的十九大報告起草調研中，幾乎所有的反饋都認為，重新定義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時機已經成熟。這表明，黨在十九大報告中提出社會主要矛盾的最新論斷，正是基于實事求是這個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領導方法。

只有掌握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規律才能正確識別其“變”與“不變”。社會主要矛盾在社會歷史發展階段出現劇烈演進時會發生質變，而在某一社會歷史發展階段的不同歷史時期則會出現量變或局部質變。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歷史進程是這一認識的鮮明體現。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社會主要矛盾整體上具有穩定性，而其主要方面則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表現出差異性。與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新中國成立初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和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相比，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社會主要矛盾的轉變乃是質變。這是因為，黨的八大“標志著或者說劃分了全面建設時代的開始與革命時代勝利結束的歷史轉向”。黨的八大、十一屆六中全會、十九大這三次重要會議，關于社會主要矛盾的認知變化體現了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發展程度上的量變過程，呈現出鮮明的階段性特征：黨的八大召開之時，我國剛剛進入社會主義社會，迫切要求變落后的農業國為先進的工業國；十一屆六中全會召開之時，急迫要求糾正前一時期的經濟混亂；十九大召開之時，我國發展已實現從經濟匱乏到繁榮的轉變，從溫飽不足邁向全面小康，緊迫的任務已不再是發展滯后的問題，而是解決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

需要指出的是，最新一次變化亦帶有部分質變的特征，它深刻反映了改革開放以來不同發展時期的不同矛盾表現，即由較低層次供需矛盾向中高層級矛盾的轉變，從“數量短缺型”供需矛盾向“優質不足型”供需矛盾轉變，但總體上又未超出社會生產與社會需求這個矛盾的本質，是一個總體量變中不斷發生局部質變的發展過程。

（作者系上海外國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